“我有根，但我流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海上移民(6)

麦克马洪在书中重新梳理了学界对爱尔兰移民死亡率的估算，在结合移民的日记、书信等材料进行深入研究后，他认为对大饥荒时期爱尔兰移民死亡率的统计有时难以还原像塞缪尔·哈维这样在海上面对死亡的独特体验。移民在海上死亡的经历往往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因为传染病的威胁，尸体大部分时候只能被装在裹尸布里扔到海中处理，重视丧葬的陆地传统习俗因此被破坏。无法妥善埋葬的尸体证明了海上生活中死者的苦难，更显示出了海上生活中生者在面对死亡时的坚强，移民自身的道德感与责任感使得他们在面对死亡时会自发地团结在一起，互相给予支持和安慰。
总的来说，从海上生活中的娱乐、宗教活动甚至面对死亡的经历中，移民发展出一种基于海上生活的共同经历而非亲缘的新型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在爱尔兰人新的陆地生活中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他们的新生活提供了帮助。
海洋视角下的移民史
经历长达几个月不等的海上生活后，移民在目的地港口登岸。受亲戚朋友资助的人会立刻投奔这些牢固的关系，也有人在航行中认识了新朋友，约定结伴在新城市寻找工作。人际关系发挥关键作用的原因在于，移民在出发和到达时的港口都是极其弱势的群体。游荡在港口的移民被视为“猎物”，他们容易遭遇各种诈骗甚至抢劫。关心移民的政府官员会尽力帮助他们，采取法律手段保证移民的利益。在殖民地，一些负责移民事项的富有善意的官员会通过财政救济的方式积极帮助移民寻找一份工作或一个稳定的落脚点。《爱尔兰人移民美国指南》《威利和帕特南移民指南》等大饥荒时期的畅销手册也为移民提供了适当的帮助，这些移民指南是爱尔兰民族凝聚力最为生动的体现。
19世纪中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时期，资金、预付船票以及信息的流通都有赖于正逐渐形成的全球交换网络，移民船本身也是全球交通的重要载体。囚犯船承载的移民是英帝国内部劳动力流动的象征，前往美国的移民航行组成了英美之间形成的“新三角贸易”航线：从美国南方查尔斯顿等港口出发的商船运送棉花到英国利物浦，从那里满载爱尔兰移民前往美国北方的费城、纽约等城市，为美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发展提供劳动力，然后再将生产的工业商品运往南方，循环往复。
大饥荒时期，移民前往美国时乘坐的商船主要由科普家族轮船公司提供。科普公司的船会依照安排好的时间表运行，所以预付船票背面会写有赞助人给出的时间建议。这些建议涉及爱尔兰移民传统的依据农业劳作形成的时间观念与以船舶跨海航运为代表的全球流动的准时体系的碰撞。时间体系的变化不仅局限于船只出发、到达港口的时间表，船上的作息也是资本主义时间观念的重要体现。海洋劳工史学者马库斯·雷迪克（Marcus Rediker）认为，远洋船是当时最精密的机械，如同一座海上工厂。水手在特定的劳动环境中按照固定的时间安排工作。毫无疑问，移民在船上也要遵守同样的时间秩序，在固定的时间吃饭或者到甲板上放风。移民也要定期承担清理船舱的任务，这些工作受到船员的严格监督。麦克马洪认为“对于爱尔兰农民来说，航船严格的日程安排是他们第一次接触到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在《时间、工作纪律与工业资本主义》中分析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