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根，但我流动”：爱尔兰大饥荒时期的海上移民(4)

犯人以及乘坐囚犯船的人是移民中比较特殊的存在。19世纪英国政府惩罚犯人的流放制度为爱尔兰人移民提供了一条特殊的路径。爱尔兰人将囚犯船视作廉价或者免费的移民船，甚至主动犯罪寻求流放。囚犯船的目的地一般是澳大利亚殖民地。澳大利亚殖民政府心甘情愿地为有工作能力的爱尔兰人提供财政支持，因为殖民地急需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流放制度成为了英帝国内部劳动力流动的一种方式。这一方式将爱尔兰人自身移民的渴望、英国政府自由放任的救济政策和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劳动力需求有机结合在一起，成为19世纪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让人困惑的难题：爱尔兰人宁愿成为犯人，也要离开故乡。他们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勇气，将流放制度转化成为自身牟取利益的冒险事业。
囚犯船上也会有自由乘客。这一群体由两类人构成，一类是犯人的家属，多为犯人的妻子或者孩子，他们的船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另一类是贫穷的居民，他们的船费由私人慈善组织提供。还有一种情况是人们会在囚犯船上谋求一项工作，利用运送犯人的机会让自己和家人成功移民。虽然政府在极力压低每艘囚犯船的成本，但总体上物资不再成为移民的难题。囚犯船的优势在于：1848年后政府规定每艘载客100人及以上的船都需要配备一名医生。大部分商船出于利润的考量都不遵守这项规定，而囚犯船有政府任命的船医随船航行能够满足这一要求。船医在海上生活中能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19世纪，随着医生社会地位的提高，船医的角色不仅局限于治疗病人的基本医疗服务，船医也开始承担着维持船只整洁、管理船上秩序的责任，从而降低发生传染病和混乱的可能性，使得航行更为安全。
无论如何，爱尔兰人上船的那一刻，过往和故土就都被他们抛在身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移民与爱尔兰共同体之间的彻底断绝。从筹集资金到登船航行，人际关系在移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人际关系与19世纪资本主义要素的全球流动共同结成了一张巨网，移民船是这网络上的关键节点，旧的社会关系并不凭空地从爱尔兰岛移植到新大陆。移民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在海上生活中建立起全新的共同体。
海上生活：塑造情感共同体
1849年，塞缪尔·哈维（Samuel Harvey）乘船从贝尔法斯特移民纽约，当他站在甲板上看着远处的爱尔兰岛渐行渐远，强烈的思乡之情就涌上心头。向故土告别是移民旧生活的结束，也是海上新生活的开始。思乡并不是移民们在上船后的初始阶段要克服的唯一情感。无论船舶开往何处，广阔的海洋是它们所处的统一空间。海洋环境与陆地环境截然不同，对于初次驶入深海的移民来说，海洋风景十分新奇。塞缪尔·哈维认为他眼前波澜壮阔的海洋是他梦中才会出现的风景。独特的海洋生物也会给移民带来欢乐与食物补充，但初到海上的新鲜感很快就会消失。加上船上的住宿环境十分闭塞，移民的舱位彼此相隔且狭小，铺位一遇到风暴就摇晃异常，乘客来到甲板上的大部分时间也只能看到一望无际的海洋。曾经让移民感到美丽与震撼的海洋景观，如今再看只会感到单调、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