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半世纪前的一桩美国凶杀案谈起：“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与非虚构写作(3)

“皇后区邱园有38位可敬的守法市民，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围观了一起凶手尾随并分三次用刀攻击一名女性致死的案件。”

《纽约时报》当时的报道马凌指出，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有一些关键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新闻生产的“把关人”。在《纽约时报》对于吉诺维斯案报道的这个案例中，罗森塔尔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把关人，他把这个案件带到了《纽约时报》的头版，还在四个月后出版了自己一生中的唯一一本书《38个证人，基蒂·吉诺维斯案》，并以此书参评了当年的普利策调查类新闻奖。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他突出了一个主题——或者说设置了一个议题框架——那就是都市丛林中个体的冷漠。
虽然“后真相”（post-fact）这个词从2016年才开始广为人知，但从人们对吉诺维斯案的后续反应来看，“诉诸情感和观念比诉诸事实更能煽动民意”的现象并非只出现在21世纪。“《纽约时报》全都报错了，然而假如《纽约时报》没有夸大事实，这不过是一个三天、最多五天就会被人遗忘的悲剧。”马凌说，“因为《纽约时报》标题党、夸张了事实，反倒塑造了这个都市传说。也许基蒂没有白死，她成了一个历史性的角色，也包括这个之间后续的正面历史影响。”
她还指出，在吉诺维斯案后，民众要求改革紧急救助电话，于是从1968年起，全美统一了紧急报警电话号码，著名的“911”由此诞生。另外，美国还推行了“照亮这条街”项目、目击者援助项目、性犯罪者等级制度、邻里互助制度等。吉诺维斯案或许还激励着后来的许许多多美国人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此外，吉诺维斯案也启发了“旁观者效应”的研究，间接引领了城市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全新学术领域的探索。据统计，从1964年到1984年，大约出现了1000种研究“旁观者效应”的文章和书籍，其数量甚至超过了研究犹太大屠杀的论文数量。
在当下中国，舆论影响案件乃至法治进程的事件也屡有发生。马凌提到，“2017年的山东辱母案（于欢案），当时网易新闻的标题是《母亲欠债遭10余人凌辱，儿子目睹后刺死一人被判无期》。这个标题确实很耸动，很多的事实并非如此，但它确实成为了2017年推动法治进程的十大案件之一。换句话说，我们确实看到了‘后真相时代’的特点：事实可能是错的，但影响又是巨大的，这到底该让我们如何理解？包括我们新闻学院的教授们也依然处于理解和思索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