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半世纪前的一桩美国凶杀案谈起：“后真相时代”的新闻与非虚构写作(4)

非虚构写作流行：品质与传播不成比例，非虚构不是新闻报道最高形态
吉诺维斯案相关报道的夸张失实与《旁观者》的客观中立形成了鲜明对比。马凌认为，如果说新闻报道是“历史的草稿”的话，那么非虚构写作在时间的助力之下，得以汇集更全面的事实和更充沛的叙事技巧，因而是一种更为有力的写作形式。在非虚构写作方面，美国著名作家、记者、“新新闻主义”代表人物盖伊·特立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范本。从1953年开始，他在《纽约时报》工作了十余年，并且长期为《纽约客》《时尚先生》等重要杂志撰稿。每写一部作品，他都要用九到十年的时间来收集资料、核查事实，争取做到笔下的每一句话都有事实根据。“所以非虚构写作不是低门槛的一种写作，如果想要达到一定的高度，要付出特别大的心血，”马凌说。
好的非虚构作品是怎样的？康宸玮认为，如果写作者的学识和阅历有限，且调查工作没有做充分，对真相理解不到位，就很容易出现大量堆砌的细节描写和使用陈词滥调的意向；阅读这样的非虚构作品就像看一张没有焦点的照片，它一定不是优秀的作品。
在他看来，虽然《旁观者》已经可以算是一部教科书级别的非虚构作品，但依然存在文体上的局限性。他认为，作者非常努力和幸运地取得了被害人基蒂的同性伴侣的信任，但是他在写两人的关系时，会为了保证真实性而写得非常机械——“我们看到基蒂在A时间做了A事，在B时间做了B事，但中间跃迁时基蒂在想什么，作者没有妄自猜测。”康宸玮说，“这引发了我一个更深的思考：我们所谓的非虚构到底修饰的是什么？如果是事实，那其实该文体的上限和下限都是明摆着的。如果能上升到情感和信念的非虚构，我们会有更多的表达和想象空间，但这又与美国新闻报道不允许记者使用第一人称的原则相违背。将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一方面）做出突破，也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康宸玮指出，中国读者对非虚构这种文本形式并不陌生。早在1930年代，茅盾就带头集体创作了《中国的一日》，但之后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脱离了美国非虚构文学的影响，而是在政治影响之下兴起了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直到1990年代末报告文学因文字能力欠佳、创作者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转向为企业家著书立传，有偿报告文学泛滥，导致这一文体最基本的真实性失手，报告文学最终因竭泽而渔而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