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年：我在警局重案组实习的日子｜正午书架(2)

这时，我想起了兰希的话。我立刻给巴尔的摩警察局长爱德华·J·迪尔曼写了封信，无知无畏地问他是否可以为他的警探们做长达一年的报道。
可以，他回信告诉我说。
直至今日，我仍不知道他为何要同意我。负责凶案组的警长否决了我这个想法，二把手副局长也不同意。他们咨询了凶案组警探的意见，大部分警探觉得让一个记者来跟踪报道是件不靠谱的事情。幸运的是，警局是个严格执行上级命令的地方。无论从哪方面来判断，它都不是个民主之地。
我从来没有就此问过迪尔曼。他在本书出版前——事实上，在我考察完之前——便去世了。“你想知道他为什么让你进来？”后来，里奇·贾尔维曾对我说过，“那家伙脑袋里长了颗肿瘤。难道你还需要其他解释吗？”
或许吧。然而，多年之后，犯罪调查部的指挥官迪克·兰汉姆告诉我，迪尔曼或许有他的理由。在讨论是否允许我前来报道的过程中，迪尔曼曾说过，在他的警察生涯里，做凶案组警探的那几年是最愉快、最令人珍惜的回忆。我情愿相信这就是他允许我前来报道的理由，虽然贾尔维说的话也有道理。
于是，我于1988年1月来到了凶案组。我的职位是莫须有的“实习警察”，而我的同事则是达达里奥手下的十九位警探和警司——他们都是男人。
2
我们之间是有规矩的。我不能把自己看到听到的告诉报纸；我得服从所跟随的警探或警司的命令；我不能在不被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他们的真名；当书稿完成之后，它也得接受警局法务部门的审读——这倒不是为了审查书中是否有敏感内容，而是为了确保我所披露的信息不会影响办案。最终，这方面的担忧被证明是没有必要的。
一个案子接着一个案子，一次轮值接着一次轮值。在警探们谨慎的目光下，我疯狂地记录着他们讲的话、案件的细节、犯案者的个人信息和我个人的大体印象。我阅读了前一年的所有卷宗，也格外注意了H打头的卷宗——那都是我在做记者时追过的大案重案：沃伦住宅区的枪击案；布隆斯泰恩谋杀案；1982年发生在墨菲住宅区的巴克斯戴尔火并案；1983年发生在哈林公园的屠杀案。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行政办公室，随意拿起一本卷宗，优哉游哉地阅读它。我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竟然没有被从案发现场和审讯室赶走。我简直难以相信警局高层竟然没有改变主意把我扫地出门。
随着我和警探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他们都放下了戒备心。刚开始时，他们中的有一些依然十分谨慎，一看到我走过来就会换副腔调说话。可是，渐渐地，他们不再在我面前表演了，他们变回了原本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