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阳之塔”到“生命光辉”：大阪世博会为何热衷颠覆审美(5)

另一方面，前面提到太阳之塔所处的区域被称为“庆典广场”，但正如篠原所说在此处进行的表演都是经过举办方精心安排和计算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严格按照“文化人类学”的定义展现自己刻板印象式的“民族文化”。而在冈本的计划中，太阳之塔的地下空间还包含了一个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表演和互动的“庆典之庭”。人们不受监控的欢庆是他心中世博会作为一个人类节日真正的意义所在。只是，这一不利于参观人群有效移动的计划最终没有得到实现。

塔背后的“黑色太阳”以及经过严格规划和管理的官方“庆典广场”。图片来源同上。反抗的纪念碑？和“生命的光辉”一样，有别于寻常审美的太阳之塔在问世之后受到了不怎么正面的评价。部分人嫌它设计怪异，一些人觉得艺术家自我表现欲太强。但最大批判却还是认为冈本太郎和他的塔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机器。事实上，在1970年出版的包括《新建筑》等建筑界权威刊物的世博特辑里，对于世博会的批判完全占据了主流。这一现象和当时日本总体的社会情况密不可分。
二战后，日本虽然很快从废墟中站了起来，但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政治问题也越来越不可忽视。特别的，1959、1960年因为反对《日美安保条约》而掀起的全国性抗议运动成为了战后日本民众反抗权威的标志。而大阪世博召开的1970年则是该条约即将自动续约的年份，反对者把世博看作是想要转移大众视线的一种国家工具。由此，大大小小的抗议运动始终伴随着70年世博会的准备和召开：1969年8月，抗议团体在大阪城公园召开了“反战的世博会”（日语里简称“反博”，为反对战争和世博会的双关）。人们出于反对世博、安保条约、越南战争和大资本家等各种理由在此自由聚集并交换思想；大阪世博会开幕当天，67名示威者在园区中央口车站静坐并最终被逮捕；召开中的4月26日一名男子占据了太阳之塔最上端的“未来之脸”的右眼部，进行了为期八天左右的绝食抗议。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参与到世博会策划中的知识分子都很有可能会被视作民众运动的叛徒。而现实中，绝大部分组委会成员其实都多少有着反对世博或至少是它代表的国家叙事与线性史观的态度存在。他们同样也是对冈本太郎攻击最激烈的一群人。担任70年世博会会场规划委员的建筑家西山夘三就表示起初委员们都同意不会建一个“纪念碑”，而冈本太郎却违反了约定让大家都失望不已。可如果考虑到前节所讲的冈本本人的反抗意识，那么言论界对他的不满则多少显得有些不公平。委员们的分歧点似乎在于反抗权威的程度不同而已。但评论家内田荣一在杂志《Design》世博特辑上的一篇文章可能才点出了问题的最核心：虽然冈本的作品也确实有着反抗的精神，但它作为国家式“纪念碑”而存在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让所有的反抗都失去了意义。更进一步说，在这一戏谑式的国家建筑之后，任何的设计都能被权力巧妙地收编（co-optation），即使这不是设计者的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