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山西陶寺还是“地中之都”“中土之国”？(4)

另一方面，我们也并不认为中国概念仅仅是当代民族国家引入中国后才形成的，它有着漫长的孕育、诞生与成长、变化的过程及其历史文脉，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具体概念存在差异。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确实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权或王朝以“中国”为国号，但是，自西周《何尊》金文有“中国”之称之后，“中国”一词在历代文献中屡见不鲜，尼雅古城出土的汉代织锦射褠“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表明汉代依然认同“中国”概念。不变的内核是在精神文化层面中对中央政权和王朝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因此，最早中国是历史的客观存在，考古探索是具有理论依据和客观依据的。而最早中国的考古判别标准，不仅应当放到历史语境当中去，更应放到当时的大历史背景关系之中，不仅要回归到政治与文化层面，更应从精神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角度去讨论，由“已知推未知”。

▲陶寺文化分布图
一
西周《何尊》铭文“中国”含义
《何尊》铭文释曰：“唯王初壅，宅于成周。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何尊》铭文“宅兹中国”，是迄今出土文献中最早出现“中国”二字，从上下文看，显然是指周王“宅于成周”，也就是西周初年的东都洛邑。周人为何将成周即洛邑视为中国呢？这又必须借助《史记·周本纪》并结合《尚书·召诰》《洛诰》《康诰》《书序》文献线索，梳理出周成王时营建成周洛邑的大历史背景，才能弄清周人称成周为中国的理论依据，进而表明周人的“中国”概念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