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网群嘲的张爱玲小说改编电影，折射华语世界的文脉之迷(2)

传统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从鲁郭茅到巴老曹，大师、杰作、经典，还有各种各样，仿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当我们从事当代文学研究时，先想到的研究对象可能是像莫言、苏童、余华、王安忆这些小说家；顾城、海子、翟永明、西川这些诗人。但过去六十年来在大陆以外，也有许多文学创作热切地进行着，不仅是香港台湾地区，还有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华人社群，还有欧美的离散作家群等。这些不同地域的中文创作尤其形成蓬勃发展的现象都被称为“华侨文学”、“海外华人文学”或者是“世界华人文学”等。
时间到了二十一世纪，这样的分野是不是仍然有效呢？当我们谈论广义的中国文学时，要如何对待这些“境外”文学生产的现象和它们的成果呢？难道仍然需要用过去的“华文”、“世界”、“华侨”等一系列名词来定义这些作家和作品，以及他们和中国大陆文学之间的关系吗？这些关系往往基于“宗主”和“从属”、“内”与“外”、“回归”和“离散”等的对立轴线来界定。无可讳言，从民族主义、移民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定义有其依据。但是作为文学研究者，如果严肃地思考文学和地理的关系时，我们是不是能够善用观察和反思能力，要求一个不同的命题：“文学地理是否永远必须依附在政治的历史的地理的麾下，形成对等或对应的关系？”这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一层意义。
作为一个文学从业者，我们必须善用处理文本时的虚构能量。这虚构的能量并不是无的放矢，也不是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而更是激发我们面对生存境遇时的对话方法。这些由文学所构筑的空间必然形成一种有别于历史、政治、社会经济学所界定的地理。而也正因此，当这样一种以虚构为基准的文学空间介入到实际历史情境里，必然会产生碰撞，产生以虚击实，或以虚寄实的对话关系。这是文学“地理学”的第二层意义。
回到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上所说，一般谈论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当然是以中国大陆为坐标。在一块土地上，由于人民共和国，或是过去的民国所发生的文学现象，我们名之为“现、当代中国文学”。但任何对“国家”、“文学”稍有涉猎者，其实都会了解国家文学是西方十九世纪以来，随着国族主义兴起所形成的文学表征。每一个独立的国家似乎都需要有一个国家文学作为它的代表。所以国家文学与国族地理之间的对等几乎成为约定俗成的现象。
这个现象在最近的几十年开始有了松动。从80年代以来，不论是理论上的介入、或是国际政治实际的纵横捭阖，使文学研究者重新思考国家和文学之间对等关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我们谈论中国文学的时候，是不是也能静下来想一想，这个“中国”是谁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时期定义下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文类才能够完满地表达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