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网群嘲的张爱玲小说改编电影，折射华语世界的文脉之迷(12)

1966年前后，陈映真的风格逐渐转变，《最后的夏日》、《唐倩的喜剧》、《六月的玫瑰花》等作以嘲弄讽刺取代了以往忧悒浪漫的色彩。但接踵而来的牢狱之灾，使得他的创作生涯为之中辍。1975年陈映真出狱后，文风丕变。他的《华盛顿大楼》系列小说，如《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万商帝君》、《云》等，批判台湾的跨国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以及新兴中产阶级的物化虚矫。其中最广受讨论的中篇《夜行货车》描写了本地企业与外资企业，城与乡，男与女，本省与外省的种种纠结对立关系，而所有关系又因跨国经济体系的介入，变得更为复杂。国族主义显然不能满足他的视野，他毋宁更关注全球化趋势下的资本帝国主义竞争，认为唯有从经济阶级的角度切入，才能切中问题所在。他与彼时兴起的台湾本土自觉运动显得格格不入；另一方面，相较一九九○年代学界流行的后殖民论述，他反倒开风气之先。
但总体而论，陈映真此一时期的创作显得急切，他对“主义先行”的坚持影响了他的叙事力量。
一九八○年代以来，两岸关系逐步解冻，言禁渐开，陈映真得以较以往更为直接的发抒个人意识形态寄托。他不仅与彼岸展开频繁接触，也对台湾以往政治禁忌下的牺牲者，重新予以肯定。除了有关一九五○年代左翼活动的调查报告及报导文学外，此一时期他最受瞩目的作品是以《山路》为首的三部曲，《山路》、《铃铛花》、《赵南栋》。这三部作品都描写了一代台湾左翼工作者的奉献牺牲，动摇背叛，充满悼亡伤逝的情怀。与彼时盛行的“伤痕”或抗议式书写不同的是，这三部作品各经营了一广阔的时间向度。藉此陈映真对往事不仅作乡愁式的回顾，也更进一步叩问历史与记忆、革命与颓废的辩证关系。
离开中国台湾地区，我们的地理坐标移向南洋。我们讨论海外张爱玲现象最新发展，就是“南洋的张爱玲”的书写。张爱玲是二十世纪末中文与华语世界最重受重视的作家之一。她在六十年代因为夏志清教授的品题得以进入经典，她个人后半生在海外的漂泊经验，还有九十年代她的作品挟海外盛名重新“反攻大陆”，就足以说明对现代中国作家和文学史的影响。如今张爱玲的风头甚至威胁鲁迅，她的追随者已经“族繁不及备载”。多年以前我曾经写过张爱玲的海外谱系，所谓张派作家简单罗列，就有数十人之多，男女通吃，人人都要想成为张爱玲。
但“张爱玲”出现在马来西亚，产生的则是相当不同的地域特色。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是治当代文学者不能忽视的版块。马华文学的发展从来是华语语系文学的异数。尽管客观环境有种种不利因素，时至今日，也已经形成开枝散叶的局面。不论是定居大马或是移民海外，马华作家钻研各样题材、营造独特风格，颇能与其他华语语境——中国台湾、大陆、香港、美加华人社群等——的创作一别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