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全网群嘲的张爱玲小说改编电影，折射华语世界的文脉之迷(11)

日本学者松永正义曾指出：“鲁迅体验所给予陈映真的，是使他能够尽管他目前身处在‘台湾民族主义’的气氛中，他还能具备从全中国的范围中来看台湾的视野，和对于六○年代台湾文坛为主流的‘现代主义’，采取批判的观点。”钱理群教授更进一步说明，陈映真还通过鲁迅获得了从第三世界看台湾的视野。“记得鲁迅说过，他是从俄国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我看来，陈映真也是从鲁迅的文学里，明白了这样一件大事，从而在这全球化的时代，确立了自己的第三世界立场，并且把台湾文学置于第三世界文学的大视野里。”他归结陈映真是“鲁迅的左翼”的海外传人。
以上学者对于陈映真和鲁迅的关连仍嫌过于单面。的确，陈映真念兹在兹的是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人道写实使命，但论者也指出他的作品至少含有下列的思想线索。由于家庭的基督教背景，陈少年时曾是虔诚的基督徒；原罪意识及天启愿景往往成为他作品不自觉的潜在文本。除此，一九四○年代台湾文学所引进的一种忧悒婉转的东洋色彩，也一直衬托他叙事言情的底色。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陈映真以写实主义为职志，他所经历的文学环境，以及所吸纳的文学资源，却使他的作品反映了一代台湾文学的现代主义意识。
陈映真的文学、政治事业互为因果，也互为吊诡。陈曾以许南村之名，史论自己的创作背景及限制：“基本上，陈映真是市镇小知识分子作家”，“在现代社会的层级结构中......处于一种中间地位。当景气良好，出路很好，这些小知识分子很容易向上爬升......而当其向下沉落，则又往往显得沮丧、悲愤、和彷徨。”换句话说，陈映真和他所要批判的对象，其实分享了同一背景与资源：他对社会的批判也正是对自己原罪的忏悔。由此产生的张力，最为可观。由是推论，陈映真的文学观总是自我否定、抹销的文学观，是达成目的的手段。然而他显然低估了自己作品意识形态以外的吸引力，而他的文名也恰恰建立在这矛盾之中。这一方面，陈有意无意地也与鲁迅相照映。
陈映真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讨论。自1959年至1968年入狱前，陈所发表的小说往往突出一个充满浪漫忧郁气质的人物，藉由这一人物对理想的追寻，无可奈何的挫败，以及悲剧性的下场，陈映真透露无从言说的政治憧憬，以及历史环境的限制。像《乡村的教师》中南洋归来，有志难伸的青年教育改革者，《我的弟弟康雄》中为肉体及信仰堕落所苦，终于自杀的虚无主义者等，都是极好的例子。另一方面，陈的关怀也及于五、六○年代台湾的阶级、族群等现象。像是《将军族》写一对沦落社会底层的外省军人及本省雏妓，他们相濡以沫，发生爱情，但终究难以抵抗社会的歧视冷漠，最后自杀而死。又像是《第一件差事》，描写一个事业小有所成的外省籍中年商人，如何逐渐意识到事业、感情、生命的虚无、百难排解，只有选择死亡作为最后的出路。承办自杀案的年轻本省籍警察，不能理解死者的动机，却隐隐感受到某种生命的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