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玥谈列文森的思想及著述(4)

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读博士时读过列文森，但是那时没有读懂，在2007年又重读列文森。不少学者在2008年到2012年之间都开始重读列文森，其中既有学术共同体的因素，有个人的因素，也有时代的因素。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以一种更加自信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于是也就有了“中国模式”这样的新的提法。此时的西方史学界却正处于一个低迷时期，就像小威廉·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在《历史的逻辑》（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中所说的，正当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时，学术界却与世界产生了断裂。我们这些研究社会历史文化变迁的学者想要跟上时代的巨大变化，了解西方史学界如何看待中国重新进入世界这个问题，那么，列文森就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
他给人一种常读常新的感觉。一方面，这与他的思考方式有关。他虽然生活在冷战时期，却拒绝使用当时流行的概念词汇，而是通过一种非冷战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中国历史，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难得的。另一方面，他提出的那些大问题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意义：十九世纪以后的中国与世界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中国如何重新进入世界；而在这个重新进入世界的过程当中，与自己的过去又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有一次我与一位师兄、研究犹太学的张平教授聊天，我提到自己在重读列文森。由于犹太研究的专业背景，他对列文森的犹太身份相当敏感。与他交流之后，我意识到，自己过去对列文森的某些理解是有偏差的，而收入“列文森文集”的那本纪念文集《列文森：莫扎特式的史学家》，其中不少文章对他的理解其实也是有偏差的，更多体现的是作者自己的史学观，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对犹太人的看法的影响。所以，我跟张平教授在201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约瑟夫·列文森与对话史学的可能性》（“Joseph Levenson and the Possibility for a Dialogic History”），讨论犹太身份认同对列文森的史学研究具有怎样的影响。文中，我们提出了“对话史学”这个概念。我想，用这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准确地理解列文森的方法论和史学观，以及他对待中国的态度。
我们该怎么理解“对话史学”？
董玥：借用哲学家马丁·布伯在《我与你》中的一组概念，会比较清楚。在他看来，我们与他者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我与你”和“我与它”。那么，对话史学强调的就是，把历史研究的对象放在“我与你”的关系之中，而不是“我与它”的关系之中来研究。列文森把历史研究的对象当作第二人称的“你”来对待，与之进行对话，而不是当作第三人称的“它”来加以评判。在“我与你”的情形中，对话的参与方对彼此和自身都获得了更深的理解；而在“我与它”的情形中，历史学家把持着史学和道德评判的权威性和优越性。所以，列文森一再强调，他研究的是“思考着的人”，这个研究对象会随时挑战他的观点，他也必须及时回应。在列文森看来，不同文化、信仰和族群的人是能够彼此理解的，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共享“一个普遍的话语世界”，这种共享是因为人们能够换位思考彼此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