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玥谈列文森的思想及著述(8)

他不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就是一种普世价值，也不觉得犹太人也好，中国人也罢，都应该完全舍弃自己的文化与历史，去简单地全身心拥抱现代化。
《列文森：莫扎特式的史学家》收入的文章，其实有不少对列文森持批判态度。除此之外，也有许多不同角度的针对列文森的批评。对此，您怎么看？
董玥：前面谈到了针对《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的批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列文森对儒家的态度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误解，似乎列文森期待、庆祝儒家在中国的消亡。事实上，他关注的是一种真实、客观的历史变迁。如果我们细读《犹太身份的选择》，你就会发现，犹太教信仰给予列文森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让他试图厘清普适性、个殊性与历史过程的关系。在他看来，普适性的原则是给定的，就仿佛自然一般存在着，不用去定义，也无人有权去定义，一个国家的个殊性是与这种给定的普适性互动所得来的结果，互动的过程就是这个国家的历史。正因如此，个殊性既不存在高下之别，也不需要特别加以辩护。在列文森看来，犹太人面对种族灭绝不得不为自身的存在而辩护，这本身就是有问题的。生命的权利就是一种给定，犹太人，或任何一个群体的生存，并不需要加以证明。
他对普适性与个殊性的思考，是在二十世纪前半期生死攸关的真实历史情况下进行的，他是他那个时代一个“思考着的人”。正因如此，列文森不可能、也没有为儒家在世界主义的大潮下渐渐湮没而感到欢欣鼓舞。
当然，有一些人批评列文森，是因为他们把儒家作为感情寄托，认为儒家不可能消亡；还有一些人，是在社会史成为显学以后，用新发现的史料来批判列文森，认为儒家并没有消亡。在我看来，这种批评并不公平。我给本科生上课常常会用沈艾娣的《梦醒子》，书中提到的刘大鹏这样的读书人在二十世纪初的巨变年代之所以能有一条生路，确实是因为当地的社区依然遗存着一些儒家的价值观。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科举制度的消亡让刘大鹏丧失了向上流动的渠道。平心而论，列文森所认定的儒家在体系层面和精英层面的变化，其中大部分依然是正确的。至于用今天儒家观念的回归来评判列文森，那就更是一种非历史化的时代错位了。《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这三部曲讨论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问题，第三卷因为关注比较晚近的内容，得出的结论也遭到了更多的批评。有一次我与《宋徽宗》的作者、我的同事伊沛霞教授聊天。
我问她，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关于中国，你们了解多少？她说，我们能够看到的，全部都是官方媒体上的消息。事实上，列文森与她是一样的，当时能够接触到的信息非常之有限。他得出的结论是基于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观察。如果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基于当时的有限史料，列文森的结论其实也并不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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