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玥谈列文森的思想及著述(6)

董玥：列文森在他对《儒教与道教》的书评当中，对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研究持强烈的批判态度，因为他对韦伯将具体的国家历史作为验证普适性发展模式的工具这种做法是不赞同的。至于韦伯所论述的传统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例如强烈的情感冲击，列文森并不否认。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这种痛苦不光中国人曾经有过，很多其他国家都有过，犹太人也曾经有过。他寻找的是各个国家、各个文化共同面对的问题，或是共同的情感经历，这就是他进行比较的基础。
不过，对列文森来说，他的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是各个国家存在哪些不同，而韦伯所追求的是一个共同的模式。列文森的这种方法与他的犹太身份认同，以及他对犹太历史的理解是密切相关的。犹太人在历史上的遭遇是一种巨大的伤痛，而这种伤痛就是列文森进行比较的基础。他不会用这种伤痛去印证一个普适性的模式。
列文森有一本小书《诠释中国史：从源起到汉亡》，是一部教科书。他写这本书的时候，美国高校里很少有专业的中国历史学家，很多教中国史的大学教授其实都是教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附带教一些中国史，并没有受过专业的中国史训练。这本教科书就是写给他们的。非常有意思的是，因为这样的局限，反倒迫使列文森必须在中国史和那些教师所了解的世界历史当中建立关联，这恰恰成为这本小书的亮点。比如其中关于“封建”这个概念的讨论，至今读来仍然觉得非常精彩。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列文森的方法论，这本书可能比《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更有用，因为列文森在书中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方法论做了解释，他把俄国、中亚国家和日本等国家放置在一起比较，最后让读者对封建在各个国家的不同样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也是列文森的一贯追求，比较的结果一定要“增加价值”（value added），并且凸显个体的独特性。
他关注的永远是“个殊性”，而不是让自己研究的国家成为西方历史所建立的普适性的例证。
麦卡锡主义盛行于美国的冷战时期，由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列文森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很容易招惹同情“共产主义中国”的嫌疑。在这种时代氛围之下，列文森孜孜不倦研究中国的动力来自哪里？
董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列文森进入哈佛大学读书的时候，犹太人在美国依然受到歧视，哈佛这样的名校会限制犹太人的入学名额。另一位历史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与列文森的经历相似，把他们放置在一起比较，很有意思。两人都出身于波士顿的犹太家庭，列文森的家境较为优越，而史华慈家则相对贫困。他们都考上了波士顿有名的全美第一所公立中学——拉丁学校（Latin School）。这所学校的学术标准非常之高，例如，要学习四年拉丁语，并通过考试才能毕业，以至于很多学生无法毕业。这样两个家庭经济背景有着很大差异的犹太学生，在一个犹太人相当受歧视、排斥的年代，都就读于哈佛大学，最后也都成了历史学家，是一件让人挺感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