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玥谈列文森的思想及著述(7)

说回列文森，在二战开始前的几个月，他刚刚远赴欧洲游学，那年夏天回到哈佛，二战就爆发了。就像当时美国很多年轻人一样，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加入了美国海军。因为战争情报的需求，他和当时一批中国学领域的年轻人一起被送到语言训练中心，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日语。他也上过战场，但没有去过日本，更没有到过中国内地，去过的离内地最近的地方是香港。这个过程，让他与东亚有了切身接触。列文森这样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去研究中国历史作为专业，与那个时代的影响或许有关系。例如，中国是美国在二战中的盟友，当时好莱坞拍了一些纪录片，展现了不畏艰难、坚持抗战的中国人形象，这至少体现了当时的一种社会情绪。对列文森来说，中国是一个很独特、很有趣，同时与西方存在一种复杂而具备启发性的关系的国家；而他观察到的中国与西方、与世界主义的关系，和他作为一个犹太人所理解的犹太族群与西方、与世界主义的关系，让他认识到，这里面存在共性。
这一点托马斯·列文森在序言中也写到了。也恰恰是这种巨大的吸引力，促使他写出了人生第一本专著《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此书出版之后，一个最主要的批评是，列文森没能抱持足够客观的态度，而是对梁启超这位中国的思想家代入了太多个人情感。梁启超去世的时候，列文森是九岁左右，虽然不能说他们身处同一时代，但是时间也相去不远。应该说，列文森从梁启超身上获得了巨大的情感共鸣，而这种情感共鸣其实源自列文森的犹太身份认同。
列文森有一篇遗作《犹太身份的选择》（“A Choice of Jewish Identity”），虽然文章篇幅不长，却能体现他的思想核心。在一个犹太人遭到纳粹种族灭绝的时代，在一个麦卡锡主义者给犹太人贴上“亲共”标签的时代，有些犹太人可能正在思考是否要隐藏自己的身份，而列文森却在文中表示，说自己选择公开地做犹太人，这种选择要在行为上得以体现。事实上，他当时作为犹太人已经遇到困难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由于怀疑列文森同情共产主义，伯克利迟迟不愿给他教职。为此，费正清不知写了多少封信为列文森澄清。当然，列文森并没有直接站出来反对麦卡锡主义给犹太人贴的标签，但是他却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体现了他对犹太身份的选择。他不是将儒家中国放到一个中国与西方的二元对立之中进行比较，而是从犹太人的视角进行比较。在他看来，犹太人与中国人一样，长期处于边缘位置，也都经历了巨大痛苦。
所以，他在写《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的时候，以文化如何薪火相传的问题结束全书，甚至还引用了一个犹太教的寓言来收尾。他认为犹太人不能让自己“博物馆化”，也就是说整个族群灭绝，只留下犹太圣经和各种科学文化成就在博物馆中供人凭吊，就像希腊的传统文化一样。他不会去论证犹太人如何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为普适性做出贡献，道理很简单：如果用为普适性做出贡献之多少来判断一个群体是否具备存在价值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群体能为自己的存在进行辩护、谁又有权利来判断呢？列文森对普适性和个殊性的理解，也遭到了很多人的误解。他认为，在他所身处的时代，现代化已然是一个既存现实，这种现实带有一种内在的驱动性，个人不可能阻止，也无法回避。即便我们今天批判列文森，也无法真正地否认现代化的这一现实确实是存在的。而这并不意味着列文森是西方中心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