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教授：“9·11”20年最讽刺的，是惯养出一股美国本土“恐怖势力”｜文化纵横(6)

即使是最大规模、最可怕的极右翼袭击，也未能刺激西方的反恐机构。例如，2011年在挪威，一个名叫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的极右翼极端分子杀害了77人，其中大部分是参加奥斯陆郊外一个工党夏令营的青少年。布雷维克撰写了一份长达1500页的宣言，其中他谴责伊斯兰教，警告欧拉伯的到来，并近200次引用美国反穆斯林活动人士的话。他的攻击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但经常被描述为一种反常现象，布雷维克本人有时被描述为精神错乱的大屠杀凶手，而不是恐怖分子，尽管他的暴力行为明显带有政治色彩。
从逮捕和定罪的人数、阴谋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传播的宣传数量和袭击的数量来看，右翼极端主义已经显著增加。2019年，在全球范围内，死于恐怖主义活动的数量连续第五年下降。在这五年里，因为极右翼袭击事件大约增加250%，在北美、西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这一数字增加了709%。2010年，在这些地方，只有一次极右恐怖袭击记录在案；2019年，发生了49起恐怖袭击，这些极右翼势力发动的恐怖袭击占这些地区所有恐怖袭击的近50%，死亡人数占总体的82%。
一些人可能会争辩说，圣战极端主义的衰落是欧美当局打击有效性的体现。但是，针对挫败恐怖主义阴谋的资源和努力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因为绝大多数都用于打击圣战恐怖主义，这也为极右翼的成功产生了直接影响。联邦调查局官员最近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尽管威胁的性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他们80%的反恐工作人员仍然专注于国际恐怖主义案件。这种资源分配不当产生了影响：从9/11事件到2017年底，美国三分之二的伊斯兰暴力阴谋在策划阶段被打断，相比之下，不到三分之一的极右翼暴力阴谋被击破。
▍“仇恨”的政治理论基础
9/11事件后，极右翼暴力活动的复苏反映了人们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圣战主义的兴起、政治煽动者的机会主义以及反恐战争的短视所做出的反应。然而，它也植根于20世纪60年代末由一群法国思想家发起的一个名为“新右翼“（Nouvelle Droite）的思想项目。
一些人提到这个群体，其中包括阿兰·德·贝努瓦（Alain de Benoist ）和古尔纳美·法耶（Guillaume Faye）在内的创始人。因为采用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号召，他们被称为“右派的葛兰西人（the Gramscians of the right）”。他们认为推动革命不是体力，而是获得控制人们如何思考，通过教育和文化变革。他们将这种方法改编成一个名为“元政治”的概念。新右派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他们培育民族主义和反移民思想的努力，然后将这些思想引入主流思想，最终导致政治和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