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每一个当代青年：在流动中，人和人重新相遇(5)

远航：永别故乡之后，再造心灵的现实
关于上海，关于崇明岛，在大众的印象里，这是一片充满不确定性的、非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或许由于上海处于长江入海口，又是中西文明交汇之地，其历史在两百年间经历了数次大开大合，它的地理跟它的历史融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难以归类和描述的气质。吴越觉得，仅仅是在崇明乡野之间也有很多来自西方的早年的痕迹。上海最大的显著特征就是无法定性，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它是江南，或者别的什么——它给居住或者出生在这里的人带来一些气质，即一些摇晃的、恍惚的、无法定义的气息。
海派文化是变动不拘的，好像永远在吹拂着什么，好像对这里的人有一种召唤：你不能一成不变，且需要时刻面对“我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吴越对栗鹿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出生在崇明岛，作为一个故乡的意象，它有没有曾经成长过程中对你构成过障碍？你又是怎么样从障碍当中再走出来的，并且写作以它为对象的、献给它的这样一部小说？
在之前写作的过程中，栗鹿并没有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反而在写作完成后的这两年感受得较为深刻。她收到过一条豆瓣评论，大致意思是，人离开故乡的时候，并不会感觉到那个时刻其实是跟故乡的一种永别，在很多东西在那一刻已经永恒失去了。
“我在写作的时，虽然经常回崇明，但其实故乡是回不去的。那不一定是地理上的故乡，有可能是心灵上的。故乡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那是回不去的一个地方，很多当时的心境和当时的自己，已经完全变化了。
很多时候，当年同班同学的名字忘了，在街上遇到也可能认不出对方——你的身体和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每一次回望故乡时，都会发现故乡在记忆中也不断发生变化。你的记忆会塑造另外一个故乡，这不一定是一种怀旧或者伤感，也可能是一种新的创造。”
栗鹿的作品中有中国乡村和故土的另外一面。乡村书写在中国历史悠久，古代的乡村是田园诗化的。到了近代，出自鲁迅、茅盾这样的作家，乡村又呈现为批判化。而到了当代，乡村又重新被诗意化，尤其是江南这块土地诗性很重。出生在浙江农村的胡桑，对栗鹿的书写感同身受，“小时候走在乡村的幽暗的小路上，整个世界是沉浸的，周围是树林，很幽暗，又有神秘的气息，有时又有一种诡异的气息。诡异的气息笼罩着你，如果你抬头，上面就是星空，你看到了，我也看到了，繁密的星空，星辰很明澈。这一点我们类似：有一种对大地、对土地既亲近又充满好奇，甚至带有一点对神秘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