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逝世160周年｜生活在别处(5)

隐士 or 斗士
不难想象，很多中国人先入为主地将《瓦尔登湖》的作者理解为一位陶渊明式的隐士，以至于国内许多版本的《瓦尔登湖》和《梭罗传》的书籍宣传语中都出现了“隐士”“隐者”的字样。其实，梭罗与高蹈独善的陶渊明还是很不一样的，他在流连自然、沉吟山水的同时，并没有忘却他的时代，更没有忘却对人类价值体系的反省和批判。陶渊明创造了理想中的桃花源，而梭罗却用自己的劳作和实践创造了现实版的桃花源——瓦尔登湖。事实上，纵观梭罗的一生，在他身上始终交织缠绕着两股矛盾的力量：隐士与斗士，救世与避世，自我与重名，博大与狭隘，悲悯与冷漠，怀疑与独断，钟情孤独与喜欢交际，逃避社会与热心政治……这些矛盾的力量相互鏖战，构筑了一个更加真实立体的梭罗形象。

《梭罗传：瓦尔登湖畔的心灵人生》梭罗出生的1817年恰是美国南方奴隶制终结的前夜。南北对峙，整个国家犹如坐在火药桶上。梭罗所在的马萨诸塞州、州府波士顿以及家乡小城康科德，不仅是反奴隶制的中心，也是激进废奴主义者的中心。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中成长起来的梭罗，塑造了他敢于抗争的叛逆性格。如今，这位《瓦尔登湖》的作者一度成为“躺平分子”的典范，但那些看起来躺得最平的人，往往是最具战斗精神的人。为了抗议奴隶制、抗议美国在美墨战争和对印第安人战争中的暴行，梭罗常年拒绝缴纳政府的人头税。1846年（此时梭罗已在瓦尔登湖畔独居），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市的一位警员要求梭罗补全之前所欠税款。对此，梭罗断然拒绝，并为此在监狱里度过了一夜。1848年，梭罗发表了题为《个人与政府的权利与义务》（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the Individual in Relation to Government）的演讲，并于1849年将其整理成名为《论公民的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著名文章。
在整个西方世界，这篇文章的知名度绝不亚于《瓦尔登湖》。也正是因为这篇名作的深远影响力，梭罗在很多人眼里首先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其次才是一位自然文学家。在这篇战斗性的檄文中，梭罗开宗明义地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