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罗逝世160周年｜生活在别处(6)

我由衷地认可这句箴言：‘最好的政府治理得最少’；我也希望见到它被更迅速而有条不紊地付诸实施。它得到贯彻后，最终就意味着这句，也是我所相信的——‘最好的政府一无所治’。
梭罗认为最好的政府不存在，人们只能选择次好的。政府至多只是权宜之策，大多数政府，有时候甚至是所有政府，常常都是失策的。事实上，例证就在眼前，美国政府对墨西哥发动的战争是不正义的，人民有权力对国家发动的战争提出异议。政府本身只是人民选择用来执行其意志的工具，在人民依靠它的同时，政府的权力也有被滥用和腐蚀的危险。在梭罗看来，一个真正自由开明的政府，应该承认个人拥有一种更高的独立权力，政府的所有权力和权威都来源于此，并以恰当的方式来对待它的人民。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当面对不公正的政府时，人民应该怎么做？梭罗给出的答案是：非暴力形式的反抗。他认为，如果“国家机器”做出了无视正义的行为，或制定了不公平的法律，人民可以通过不接受它、不履行义务来制造“反向摩擦”，让“机器”停下来。我们看到，梭罗的这一非暴力反抗思想在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19世纪后期的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到20世纪初期萨德·扎格鲁（Saad Zaghloul）领导的埃及革命，从圣雄甘地反抗英国殖民的抗争到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所有这些意义重大的历史事件均受到梭罗思想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梭罗的公民不服从理论在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那里得到了更清晰的定义：
（公民不服从）是一种公开的、非暴力的行为，是出于良心的决定，但同时是政治性的，它与法律相违背，往往为了促成法律或政府政策的改变而开展。这样做，是为了尊重社会中大多数人的正义感……
就在梭罗开始创作《瓦尔登湖》的1845年，大洋彼岸的另一位青年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写下了同样在日后影响深远的哲学名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在文中留下了那句举世闻名的格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古往今来，历史上从不缺伟大的思想家，也不乏一流的行动家，但能集两者于一身的人可谓少之又少。从瓦尔登湖到康科德的监狱，再到晚年的荒野远足，梭罗从未停止过思考，更从未停止过行动，从而成为了少数能回应“马克思之问”的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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