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在庆：重审“奥本海默事件”｜荐读(2)

为更深入了解奥本海默波澜壮阔而又充满悲剧性的一生，经授权，帮宁工作室推出方在庆的文章《重审“奥本海默事件”》，还原20世纪美国这起最大冤案背后，科学家的良知与政治家的利益、科学家的性格与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人类应该从这起悲剧中吸取更多教训。
方在庆1983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1991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职于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和德国慕尼黑大学，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德国比勒菲尔德大学担任过访问学者。其研究方向为科技史、科技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出版与爱因斯坦有关的著译作十余种。编译作品《我的世界观》获第十四届文津奖。
本文原载《科学文化评论》第3卷第6期（2006），此处略作编辑。
美国“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逝世已近40年。他在“曼哈顿工程”中显露出来的卓越才能和在“安全听证会”上所遭受的奇耻大辱分别代表了他一生的“辉煌”和“悲剧”。
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分歧，而“奥本海默事件”是导致分歧的焦点。随着一些档案的解密，近五年，尤其是2005年和2006年，几本有份量的关于奥本海默的书出现在世人面前（Martin J.Sherwin研究奥本海默达25年之久，他与Kai Bird合写的《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奥本海默的伟绩与悲剧》（American Prometheus：The Triumph and Tragedy of J. Robert Oppenheimer）获2005年普利策奖）。他们的研究，为我们思考“奥本海默事件”所带来的后果提供了新的视觉。
以前的研究，关注奥本海默行为和性格特征的居多，认为他被迫离开权力走廊多少也是咎由自取（哈佛大学教授霍尔顿一直将奥本海默的一些“古怪”行为追溯到其儿童时期，并称为此专门请教过心理学家）。
正是他的一系列不经意的行为，构成了他最后的悲剧：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些亲共活动；他的所谓对朋友和学生的“出卖”；他在“薛瓦利埃事件”方面对安全官员所做的前后不一的陈述；他反对氢弹的僵硬态度；甚或是他的人际关系和私生活等（如有学者把奥本海默与劳伦斯（Ernest O. Lawrence）因观点分歧导致的分手，看成是个人恩怨造成的）。
有少数学者刻意把奥本海默看成是悲剧人物，而把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简称AEC）主席施特劳斯（Lewis Strauss）、美国“氢弹之父”泰勒（Edward Teller）（对于除了泰勒以外的那些反对奥本海默的科学家所起的作用，学界关注不多。对于给FBI写控告信，从而触发了“奥本海默事件”的作者博尔登（William L. Borden），倒有不少动机分析）、美国空军的某些首领以及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看成是造成这场悲剧的反面角色，过重渲染这些人在击倒奥本海默过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