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直觉的交锋——爱因斯坦与柏格森的“时间之争”(9)

然而，不得不承认，当代自然科学家们一般都会在相对论视域中理解时间，而不会认真对待哲学家理解的时间。正如霍金在《大设计》中声称的那样：“按照传统，这些是哲学要回答的问题，但哲学已死。哲学跟不上科学，特别是物理学现代发展的步伐。在我们探索知识的旅程中，科学家已成为高擎火炬者。”当代著名哲学家普特南（Hilary Putnam）也曾坦言：“我不认为有任何关于时间的哲学问题；只有确定我们所居住的四维连续体的确切物理几何的物理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柏格森及其支持者的时间观在当代已无甚影响。笔者认为，这场争论牵涉的问题和具有的意义不仅局限在有关时间的理解上，更在于它引申出了一系列的哲学课题。此外，即使哲学家的时间观真的要退出历史舞台，但爱因斯坦和柏格森引发的这场争论所反映的问题依然在很多方面会引导现今和未来的哲学思考。
三、结论
爱因斯坦与柏格森的“时间之争”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中有一个最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现代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按照当代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学者的说法，在时间和空间这样的大问题上，哲学已死，或者说哲学已终结。由此，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在现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全面地考察了这场世纪之争的吉米娜·卡纳莱斯看来：“这一事件（爱因斯坦与柏格森的‘时间之争’）标志着科学和哲学在历史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爱因斯坦和柏格森争论的不仅仅是时间的本质和同时性。他们辩论的关键是哲学相对于物理学的地位。关乎谁能为自然代言，以及两门学科中哪一门将拥有最终的话语权。”更进一步的影响是，“在20世纪，随着社会等级结构的重大转变，关于谈论时间的权威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影响了科学家，知识分子和一般公众在分为专家和门外汉的大众传媒文化中的相对地位。对与科学理性和专业知识相关的时间的特殊理解获得了突出地位。科学大获全胜，凌驾于批判性的人文学科之上，并把艺术性的尝试（artistic experimentation）推的越来越远。”(P348）由此来看，无论是C·P·斯诺（C.P.Snow）所谓的“两种文化”（The Two Cultures)[29]，还是影响深远的“科学大战”，甚至中华民国时期的“科玄论战”，在根本处是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问题，它们的发生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
然而，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一种物理学理论，相对论关注的是时间的测量问题，而非时间本身。相对论并未触及时间概念，它只是在更大的程度上证实了自然科学中时间概念的性质，……即它的同质性，可定量观测性。”海德格尔的言外之意是，在探究时间这样的“大问题”方面，哲学似乎更为根本。但不得不说，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哲学家势必会遭遇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的困境：“我们在这里认识到科学家处理哲学、政治和艺术的经典方式：‘你所说的可能是美好和有趣的，但它没有宇宙学相关性（cosmological relevance），因为它只涉及主观因素，生活的世界，而不是真实的世界’。”笔者的理解是，与其说海德格尔是在反对相对论的时间观，还不如说他是在为人文主义争夺时间观的领地。换言之，相对论对时间的理解是一种基于“定量观测”的间接理解，哲学基于主体体验对时间的理解是一种直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