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见报仇身不死：唐代的“复仇者联盟”(8)

在徐元庆的案件中，他因为官府无法为自己主持正义，采用了私力救济的方法，既报了父仇，又尊重法律而自首，可以说是忠义两全了。这样的人既尊重礼，也尊重法，处死他是让世上少了一个义士，表彰他又无法调和礼与法的矛盾，因此柳宗元认为陈子昂的说法实在是“黩刑坏礼”，不应该继续参考。
陈子昂对徐元庆案的关注点，集中在如何调和礼与法的冲突上，对案件本身并没有深入分析，而柳宗元的驳议则详细分析了徐元庆面对的情况，指出他的复仇发生在朝廷无法明正典刑的前提下，实属无奈之举，因此应该释放。这样的分析显然比陈子昂更为具体，也更对具体的复仇者负责。
但是，柳宗元的分析仅针对徐元庆一个人有效，如果以后遇见了其他类型的复仇案，又该怎么办呢？在柳宗元写作《驳复仇议》的二十余年后，他的好朋友韩愈也参与了对复仇问题的讨论。
元和六年，富平县有一位叫梁悦的孝子，在手刃杀父仇人后到县里投案自首，司法机关不知该如何定罪，唐宪宗便发出诏书，命令尚书省官员集体商议。时任尚书省职方员外郎的韩愈应诏写了一篇《复仇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与陈子昂和柳宗元相比，韩愈的着眼点更为别出心裁，他认为，之所以唐代对复仇案的判决总会引来争议，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唐律之中没有任何关于复仇杀人如何判决的记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律法制定者的疏忽，而是因为复仇案的情况非常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一个人是因为犯法被处决，那么他的死是罪有应得，子孙复仇应该以杀人论处；如果一个人是无辜被杀，子孙先报告官府，经过官府的允许后复仇，则应该判他无罪；但如果被杀之人的子女年纪很小，力量很弱，不敢把复仇的事声张出去，只能趁着仇人不注意偷袭，在这种情况下，又需要区别对待。
为了照顾这种种不同的状况，唐律的编定者特地省略了处理复仇者的具体条文，就是要让司法人员详细分析具体情况之后，再按照儒家经典的记载做最终定夺。因此，韩愈并没有直接对梁悦的处罚方式提出建议，而是建议皇帝下诏，以后遇见为父复仇的案件，都要经过尚书省集中讨论，才能下最终判决。
乍看之下，韩愈似乎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但是他的思路却是正确的。任何一起案件都有其特殊之处，如果判案者不仔细研究具体案情，只凭个人好恶或者对礼法的理解随意做出决定，这实在是一种草菅人命的做法。任何一起死刑案件的判决，都关系到一个生命是否能延续，韩愈的建议，实际上是想在尚书省讨论过程中，强制将每一起复仇案件所有情况都梳理清楚，这才不会犯下杀人或者纵容杀人犯的过错。而这样的思想，与今天司法过程中的庭审辩论环节正有着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