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蒂斯与他的“烟草-甘蔗”情结(9)

直到今天，“卷烟工人协会”仍然是古巴最老的、根基最深的无产阶级组织。在当代，教育在古巴工人中已经相当普及;但曾经有一个时期，烟草工人是古巴无产者中的“教授”。马蒂也曾说朗读者“毕业于车间”。马蒂曾于1891年11月26日对坦帕 (Tampa) 的劳动者发表了著名革命演说，称他们在劳动时，“挣面包的桌子挨着思考的桌子”，说“那些坚持朗读和思考的工厂好比学院，在那些学院里，那一双双白天卷烟叶的手，在晚上又拿起了教诲人的书本”。他们是既会卷烟叶又会翻书页的劳动者。这就是我们的烟草工人。加西亚·加略称他们是古巴的“文明”工人，上了一层“知识分子的釉，感觉在知识上高于其他工人，因而敢于谈论一切，对一切发表意见”。他们爱争论，爱提出不同意见。有人认为，烟草工人的这种知识化程度和浪漫传统，使他们“最终无法理解阶级斗争的新思想”;即便理解，也无法适应无产阶级战略所要求的纪律性。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烟草工人有一种不满足现状的气质，这种气质促使他们思索，追求生活方式的更新。
古巴有两个并行不悖的骄傲，古巴是两种奇特差异的综合:它出产的糖最多，它生产的烟最好。古巴的第一种地位正在慢慢消失，第二种地位谁也无法取代。
我们已经描述过，烟草和蔗糖间一直存在着差别，直到机器和金融资本主义慢慢缩小这种差别，使这两种经济都渐渐失去人情味，它们面临的问题也日益趋于一致。
也许有一天，古巴的民间诗人会这样歌唱，说烧酒从甘蔗那里继承了美德，从烟草那里继承了恶习;说烧酒从大众化的甘蔗身上获得了热量，从精英般的烟草身上获得了灵感;说作为如此父母之子的烧酒——是火，是力量，是精神，是陶醉，是思想，是行动。
酒浸润着大脑，差异就此结束。
索飒，原名刘承军，60年代末于内蒙古草原插队，70年代就读、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与西班牙有关的工作，曾赴西班牙及拉美数国进修、考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离退休研究员，著有：《丰饶的苦难：拉丁美洲笔记》（1998）、《思想的旅游：西班牙散记》（2001）、《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2003），《彼岸潮涌：拉丁美洲随笔》（2007），《把我的心染棕：潜入美洲（2009年8月），并发表各类文章、译文数十万字。本文原载于《拉丁美洲研究》2007年第4期。
原标题：《奥尔蒂斯与他的“烟草-甘蔗”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