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诞辰百年｜万里关山归路遐——金庸和他的时代

查良镛先生在其《金庸作品集》新修版序的开头写道：“小说是写给人看的。小说的内容是人。小说写一个人、几个人、一群人、或成千成万人的性格和感情。他们的性格和感情从横面的环境中反映出来，从纵面的遭遇中反映出来，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关系中反映出来……尤其是近代与现代的新小说，写一个人在与环境的接触中表现他外在的世界、内心的世界，尤其是内心世界。”
这里所说的“人”除了第一句提到的读者，更主要指小说里写的“人物”，但唯独没提作者自己，或者说将作者隐身了。
当代由金庸作品生发出的影视、游戏等媒体产品不计其数，虽然查先生并不喜欢谈论自己，研究“金学”的论文和著作却汗牛充栋。仅在华人世界，金庸的个人传记就有数十种，其中傅国涌的《金庸传》集前人所成，史料扎实，文史互证，可以概览查先生的传奇一生。陈平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虽不是专门研究金庸的著作，但从文学史的角度对金著所代表的武侠精神有清晰独到的梳理和激越飞扬的表达。孔庆东的《金庸评传》文辞恣肆，知人论世，对金庸及其著作有更为全面和精彩的评论。
适逢查良镛先生诞辰一百年，这百年来，不仅仅是中国，整个世界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迭代、家国的纷争、社会的变迁、观念的碰撞，均在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今天的读者喜将金庸、古龙、梁羽生等人的武侠小说称为“成人童话”，这是只着重于和现实所对立的文学幻想层面，却容易忽略外在真实世界对写作者自身的影响。金庸武侠虽然有其超越于时代的价值，也可以从不同时空、不同角度进行解读，但或许回归到写作者自身的人生经历及所处的历史情境，关注“其人其文”在“当时当地”的创作过程和传播语境，更有助于理解“时代—作者—作品”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纪录片领域有“记录者被记录”的说法，文学创作领域又何尝不是“叙事者被叙事”；所以，即使是虚构的武侠小说，也可以视为特定时代、特定环境、特定人群的精神样本。
大时代的国民神话
什么是“侠”，历来众说纷纭。陈平原在《晚清志士的游侠心态》一文中总结道：“急公好义、趋人之急是侠，锄强扶弱、借交报仇是侠，狂放不羁、慷慨好施是侠，被酒杀人、鸡鸣狗盗也是侠。”此是源于太史公《史记》“游侠列传”和“刺客列传”中对游侠的诠释。可实际上千古传颂的“侠”，“不是一个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可用三言两语描述的实体，而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当代视界与文类特征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