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诞辰百年｜万里关山归路遐——金庸和他的时代(3)

除此之外，社会结构的变迁亦可提供武侠故事上升为民族神话的另一解释维度。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香港被割让为英人统治，一口通商转为五口通商，事实上刺激了上海、香港、广州、厦门等近代口岸城市的崛起。新兴城市为民间武侠故事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现代媒介与公共空间，而近代市民阶层的兴起也催生了更丰富的文化消费需求。如霍元甲、陈真、马永贞的故事之于上海，黄飞鸿、洪熙官的故事之于广州，叶问、李小龙的故事之于香港，可以说，没有近代新兴城市，武侠故事就不可能有生发和传播的土壤。
与之相伴的重要因素则是大众媒体的出现与普及。在金庸武侠小说出世之前，近代印刷业已让民间自印书籍得以广泛流通，但“武侠”故事最主要的传播平台与传播者则是报纸和电影等大众媒体及其所吸引、塑造的市民受众。
查先生在浙江省临时联合中学就读时曾与两位同学合编了一本针对小学升初中的参考书《献给投考初中者》，由丽水的一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是查良镛一生出版的第一本畅销书，赚到很多钱。”（傅国涌著《金庸传》）。或可视为日后的传媒巨子第一次借助近代出版业的“创业”成功。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办报兴起，而1928年电影《火烧红莲寺》电影的上映则开启了中国的武侠神怪片热潮。金庸最早的作品《书剑恩仇录》开始于1955年，连载于香港《新晚报》，虽是初次试水，却广受好评。报刊上的武侠小说可类比当下电视和网络上的连续剧，虽传播媒介不一样，但受众需求异曲同工，作为报人的查良镛抓住了由新兴媒体和新兴受众所创造的市场契机。
有趣的是金庸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于1972年9月写完，十五部长短篇小说写了十七年，正好承接了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逐渐进入华人社会的过程。查先生自己曾为电影编剧，小说叙事不乏“电影化”“视觉化”的场景描写，其长篇小说更容易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搬上荧幕。电视机发明于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于四十年代末进入香港市民生活，并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缔造了电视传媒业的繁荣。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电视机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大陆逐渐普及，1983年由金著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在内地热播，和《少林寺》等系列电影一道创造了八十年代的“武侠热”、“功夫热”。
如孔庆东《金庸评传》中所言：“一方面，通俗小说是低级的文类，一方面又人人喜欢读。”近现代的大众媒体，因为以市场化为目标，本身就消融了高雅和通俗、官方与民间、主流与边缘的界限。金庸小说虽集传统武侠文化之大成，实则更受益于近现代大众媒体的兴起与发展，可以说是被现代城市、现代媒体、现代市民生活及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所共同塑造的国族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