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诞辰百年｜万里关山归路遐——金庸和他的时代(2)

今人说到侠，或是深受《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小说影响，首先会想到“行侠仗义、锄恶扬善、替天行道”，或如金庸小说里描绘的思想境界——“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但秦国自商鞅变法始，鼓励民间“勇于公战，怯于私斗”；《韩非子·五蠹》所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或许更能代表统治阶层对“侠”的看法。在一个日趋统治稳固的官僚体系下，“侠”被指为主流政治秩序的挑战者、社会不稳定因素，以及荒诞怪异的存在；甚至在太史公之后，关于“侠”的记载被逐步排除于官修史籍。
有趣的是围绕“侠”的书写却在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异、唐宋传奇和元明清戏曲小说中得以延续。“侠”的人物类型由具有社会身份标识的“游侠”转变为具有特异才能的“武侠”和“神侠”；武侠故事的价值主题从“平不平”、“立功名”到“报恩仇”逐步演化。不过，一直到近代之前，围绕“侠”的记载和故事，始终被排除于主流叙事之外，处于社会文化的边缘，从未获得过今天这样的广泛传播和追捧。
近代以降，外族入侵，政权衰落，民生凋敝，一方面是让国人见识到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强悍力量，另一方面也刺激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晚晴王朝从政治、社会到思想控制力的全方位衰退，给予了具有叛逆性的“武侠文化”生长扩展的社会空间。
陈平原曾从“游侠之逍遥法外”、“中国之武士道”、“对于流血的崇拜”、“暗杀风潮之鼓吹”、“联络会党的策略”等角度总结晚清知识分子阶层的尚武尚侠之风。在“救亡”、“反清”和寻求“富强”等时代主题下，社会变革者们或反思传统，或挑战主流，从中国武侠文化中寻求勇毅刚健的精神资源，“侠”甚至一度成为他们对自我形象的一种想象。而在民间，“武侠”文化的复苏更指向鲜明，义和团“扶清灭洋”的主张和“刀枪不入”的神话，孙禄堂、杜心武、霍元甲、陈真等武林高手挑战东西洋大力士的都市传说，均可视为社会民众面对西方侵略和近代文明时应激心态的产物。
时至当代，黄飞鸿、李小龙、叶问系列电影里仍常见中国功夫对决洋枪洋炮的场面，香港导演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还有“十二路谭腿”、“五郎八卦棍”、“洪家铁线拳”逆袭穿西服、执洋枪黑社会的桥段，都是集体记忆的投射与延续。
中国武侠文化走向复兴，甚至成为新的国族神话，几乎就是源于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推波助澜；这也是一百多年来，作为通俗文学的武侠小说进入社会主流叙事，以及金庸著作能够广受推崇的时代背景。查先生曾自陈：“想要传达的主旨，是爱护尊重自己的国家民族，也尊重别人的国家民族。”而在金庸小说里，萧峰、郭靖、袁承志等主人公在民族或家国之间的纠结、徘徊与选择，皆是以文学隐喻社会，并与时代心理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