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18)

看起来，不同学者各有所持。不过，与其纠结于哪一个版本的效果更好，还不妨来看看穆旦本人对于此一时期其他诗歌的处理。一个可资说明的例子是稍早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和《从空虚到充实》一样，《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也是处理时代话语，也是施用非直接的呈现方式。该诗应是和日机轰炸、空袭警报、躲防空洞等现实经验有关，但诗歌却是另一幅奇异的景观，其间并没有用写实的笔法来描述民众拥簇在狭窄的、空气稀薄的防空洞里的情形，而是用一种戏谑的语调，融合了庸常化的生活对话场景与怪诞的感觉（身体变成了“黑色”），同时又将现实场景与古旧的炼丹术士的鬼梦并置起来，最终则是通过一个不可靠的叙述（“我是独自走上了被炸毁的楼，/而发见我自己死在那儿/僵硬的，满脸上是欢笑，眼泪，和叹息。”），导向了对于现实的反讽。这样明显带有探索风格的诗歌，后来的选家乐于视其为“中国现代诗”的重要表征。
[27]此诗不同版本中的异文超过30条，却多是“修辞性的修订”，很难说有重要的改动。两相对照，不难看出穆旦对于彼时诗学探索较为复杂的态度——实际上，这种态度在《从空虚到充实》的版本演变中也有细节标识：初刊本结尾的信息，在初版本《探险队》之中其实是有所暗示的，其末尾署“一九三九，九月。（残）”，“（残）”应该和初刊本原有的17行诗有关，表明作者其时对结尾的处理或有某种犹疑。后出版本删去“（残）”，应是表明作者已认可这种删除。
就时间点而言，《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从空虚到充实》等诗的修改在1940年代前期即基本上已全部完成（初次入集为1945年版《探险队》），此后基本上未再改动，可见穆旦有意保留彼时诗学探索的痕迹。不过现在看来，随着这种删除，关于南荒社的信息也被湮没。穆旦当年诗名有限，其在西南联大时期参与文艺社团活动的资料比较零散，相关讯息多湮没无闻，非细致考证，断难勾描出完整的线索来。南荒（文艺）社的信息即是比较晚近才进入研究视野。[28]该社“是以西南联大学生为主体的一个文学社团，由西南联大高原文艺社转化而成，吸收了昆明地区在《大公报》上发表过文章的学生，因萧乾倡导而组织起来，目的在于为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组织稳定的作家队伍，以提供充足的稿源。”[29]
检视穆旦的写作可以发现，1939年10月至1941年11月间，其在香港版《大公报》累计发表29次、18篇诗文（多篇为连载），在所有发表其作品的报刊之中，该刊的发表次数与数量均居首位。实际上，初刊于香港版《大公报》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诗末亦署有“南荒社”字样，后出版本亦将其删去。何以如此，动机已不可考，但这般处理方式，连同被删去的“我病倒在游击区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诗句所揭寓的现实涵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穆旦写作与时代语境的关联。[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