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3)

2. 异文概况
以穆旦本人所编订诗集的出版为主要参照，结合诗集所录作品时限、实际的政治时段以及穆旦本人的写作境遇，可大致将穆旦的诗歌写作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37年11月所作《野兽》为穆旦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的篇首之作，以此为界，之前诗歌均未入集，且未再次发表。
第二阶段：从《野兽》至1948年间的作品，往往不止一个发表本，且大部分曾入集。
第三阶段：1957年发表的9首诗歌，穆旦生前未入集，且均未再次发表。
第四阶段：1975-1976年间的诗歌，均是穆旦身后发表和入集的，有手稿本、书信本、发表本以及最终整理本等不同形态。
很显然，修改的重心在于第二阶段的诗歌。每次重新发表或结集之际，穆旦都会对写作进行或显或微的修订，这使得相当一部分诗歌存在3个或更多版本。此一阶段穆旦诗歌约为110首，仅有《园》《风沙行》等10首不存在异文。第一阶段的诗作未被穆旦收入任何一部诗集，可见成年穆旦对于这些“少作”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即摒弃不录。不过比照发表本与通行本，却还是有着不少文字差异。后两个阶段的作品产生于特殊时代，穆旦本人又较早去世，不存在较多修改也属正常，饶是如此，也还是出现了《冬》《停电之后》这般突出的修改事实。本文将第一、二阶段合称为前期，固然有美学的和政治的含义，即以新中国成立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为界限来划分；也是基于文献学视角，即作者对于写作的修改程度，以及作品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复杂版本状况。基于上述情势，可以认为穆旦诗歌之所以会出现众多版本与异文，主要肇因于穆旦对于诗歌的反复修改，也即，诗歌的版本状况主要跟穆旦本人的修改意志有关，是由穆旦本人的意志所主导的。
当然，后文的讨论也将显示穆旦诗歌的版本问题并不止于此。
可附带指出的是，穆旦对翻译也多有修改，其中也不乏复杂之处。妻子周与良在整理穆旦遗译时多次谈到修改的情况，如指出1983年版普希金《欧根·奥涅金》是在1957年版的基础上加以修改的，“几乎每行都用铅笔做的修改和新加上去的注释”[7]。研究者如马文通较早即注意到穆旦译作的修改情况。[8]后续研究则以一批译文修改实例为基础，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的人生经历、中国文化的接纳等方面对其所译拜伦诗歌的修改做了更为细致的讨论。[9]在其他一些翻译行为中，如所译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的《译者的话》与正文，不同版本间亦有不少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