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彬：诗艺、时代与自我形象的演进(36)

两种情形之下，后者更为复杂。看起来，《穆旦诗编年汇校》的处理也只能说是权宜之计，或者说是基于诗歌文体的便利——换个角度来说，本文以穆旦为例所讨论的是诗歌文体，此前新诗汇校工作的开展还很有限，已经成型的仅有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诗全集（编）明确标注了异文信息，其他的如冯至、卞之琳等人的诗歌汇校工作尚在初步阶段[67]，综合比照，穆旦诗歌修改的繁复程度远在一般现代诗人的修改之上。就实际汇校效果而言，其间虽亦有棘手之处，但诗歌终归是容量偏小的文体，基于诗歌分行这等短促、简洁的体式，终归还是便于分割和呈现，这是诗歌文体的便利之处，至于其他文体如何处理繁杂的异文，比如改动非常之大的、“似而不同的异文本”[68]，亦或者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一段时期之内作品的“修改浪潮”中“为了迎合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新的文学规范而进行的旧作新改”——“新的异文类型”[69]，看起来都有不小的难度。
6．辑校样式/相关文献工作语言
对于作品校勘而言，校语、格式乃至校勘记等方面，涉及作家文献整理的工作语言问题，亦宜进行适当的规整。
《穆旦诗编年汇校》所称版本即是每首诗诗末所标注的版本，如《自然底梦》，曾抄送给友人杨苡，有手稿存世，初刊于冯至等著《文聚丛刊》第1卷第5、6期合刊《一棵老树》，收入诗集《穆旦诗集》《穆旦自选诗集》以及通行本《穆旦诗文集》。以初本为底本，因有初版本在，此处即以《穆旦诗集》为底本，其他四个版本则分别称手稿版、《文聚丛刊》版、自选集版、诗文集版。此间的经验在于，在一般的讨论之中，可以径直以初刊本、初版本、通行本一类的惯常用语称之，以显示版本流变的效应；但基于穆旦诗歌复杂的版本谱系，辑校时宜据实称之，以明确各版本所指。
汇校取脚注的形式，凡出现异文的，均在脚注中“照式录之”。个中情形太多繁琐，此处不拟展开。要言之，就《穆旦诗编年汇校》实际展开方式来看，鉴于穆旦诗歌修改量大，版本谱系又相当复杂，所录版本和异文内容，是尽可能保证其有足够的涵盖性、同时又指称明晰，叙述简洁，不做繁琐之论。
进一步看，为更好地理清版本状况，展现版本演变背后的诸种因素，“校注”与“校读”始终也是必要的。校注方面，限于篇幅和体例，《穆旦诗编年汇校》仅对那些明显存在错误的版本信息进行校注，其他的则暂未做说明。校读文字自是可详可略，本篇大概可归入最为详尽的校读文字之列，盖因目前现代作家作品的汇校工作尚未全面展开，故不厌其繁、不厌其细，以引起更多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