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中国犯罪电影的四条求生之路(5)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野心颇大，试图对改革开放初期的腐败现象和糜烂人性做出某种总结。然而娄烨镜头下的警察、官员和商人并不具备主流社会的理性行事逻辑，依然受边缘人的感性驱使。故事本身的悬念和剧情设置亦经不起推敲，几乎全靠巧合维系，使观感严重错位。到了题材更严肃的《兰心大剧院》中，这种错位感更明显，观感更加莫名奇妙。
刁亦男亦同。《南方车站的聚会》在视听上倾注了过多精力，人物塑造却乏善可陈，导致形式与内容发生断裂，被影评人揶揄成了“穷山恶水黑社会，警察妓女长镜头”。
诚然。当题材挖掘受限，导演转而寻求形式突破既是正常，也是无奈。但这终究是权宜之计，不能搞成路径依赖，更不能当成教材。
可同样的毛病今年还在反复出现。以《第八个嫌疑人》为例，导演的拧巴一览无余：不甘心被当成《除暴》这样的商业片，想多加些人性探讨，却又舍不得票房，便折中一番，按时间线捋了下来，主角缺钱-谋划抢劫-得手-同伙被抓-逃亡-换身分回国结婚-落网……观感是不光没有侧重点，还割裂。前半段像个警匪片，场面又不够刺激；后半段像个文艺片，可情感还没抒发明白就草草收尾了。
《鹦鹉杀》中，理性更是完全让位于情感。故事的主线是受骗者试图用情感打动并报复骗子。为将这个本就不牢靠的故事基础说通，整部电影的情节推动几乎全靠雾气、菩萨、海岛、章鱼、鹦鹉等意象完成，人物逻辑更是重情感缺理性，结果就像《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样无法说服观众。
接受媒体采访时，《鹦鹉杀》导演表示，拍这部电影是为了去理解女性，关注受害者们的情感创伤和自我重建，以及探讨“人对真挚感情的永恒渴望” 等本质命题，而不是为了给女性上一课。结果影片反而加剧了观众对杀猪盘受害者的刻板印象和鄙视，与初心相去甚远。
梳理下来，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河边的错误》，毕竟破了文艺犯罪片的票房记录。可惜抛开朱一龙和余华的号召力，它背后运行的依然是那套老逻辑，即试图控诉社会集体性的精神危机。但“都疯了”的结局，是否足以称为一种有力的控诉？恐怕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一声叹息后，再度回望美国，从“垮掉的一代”、嬉皮士运动到黑色电影，都在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功利动荡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由却迷茫的普通人该怎么活，才能活出自尊？“硬汉”菲利普·马洛、布鲁斯·韦恩们，不光是凭空塑造的人物，更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中国电影文艺片则光破不立，热衷拷问却不提供答案。这既使得提问本身流于廉价，又暴露了勇气的缺失与思维的短板。何时电影人能集体跳脱出这个怪圈，中国文艺犯罪片才算找到了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