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驭传，以传驭说：略论《汉书·五行志》的编纂意图与策略(4)

平泽步细致考辨了“说曰”与夏侯胜、孔光、刘歆诸人学说的差异，认为“说曰”与此诸说均存在重要差异，结论令人信服。至于刘向说，目前影响较大，但通过对《南齐书·五行传》《五行大义》等中古文献所见刘向《传论》的辑佚，考知《汉书·五行志》“说曰”虽以刘向说为基础，但经过班固改造后，与刘向《传论》已有明显差异。
故班固不再称引刘向而径言“说曰”，实非有意掠美。基于“说曰”特殊的生成机制，只有将其置于与刘向《传论》的比读之中，才能把握班固说解的特点。
首先，班固说解较刘向更强调贴合《传》文原意，但在论及灾异生成机制时，则袭用刘向阴阳说，由此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其说解内部逻辑的割裂。
其次，班固在说解《传》文时大量援引经文或孔子之言，塑造出《五行传》与群经之间的密切联系，《五行志》的经学色彩进一步得到加强。事实上，在讨论刘向《传论》时已经注意到，在说解“五行”失性时，《传论》一般以追述古圣之事的方式叙述顺施五行的必要性，但在《五行志》相应部分，除袭用《传论》之文外，常多出对儒家经传的直接引述。

因此，《传论》本就没有系统引述经传的体例，这一书写方式应始于班固。与刘向《传论》相比，对经传的系统征引显然有助于增加《五行传》与“六艺”经传体系之间的勾连，《五行志》的经学色彩由此得到强化。

总结

从《尚书·洪范》到《洪范五行传》再到刘向《洪范五行传论》，每一次阐释都依托于原有文本的框架或部分概念而加以扩充，最终改变原有文本的阐释向度，建立起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
类似的文本衍生过程也发生于从《春秋》到《春秋公羊传》再到《楚庄王》《玉杯》《竹林》等董仲舒《春秋》学论著的演变过程中，是一种“外向式”的经学阐释史，在西汉今文学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