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苏东丨《汉书·五行志》体例覆覈

《汉书·五行志》体例覆覈
程苏东（1986- ），男，江苏东台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长聘副教授、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唐经学史、先秦两汉文学。
摘要：《汉书·五行志》旨在纂合董仲舒、京房、刘向、刘歆诸人的灾异学著作，建立起一个新的儒学灾异论体系，其中尤以向、歆父子所纂的两部《洪范五行传论》最为班固所倚重。不过，这两部《传论》所据《洪范五行传》版本存在重要差异，而向、歆父子对于多种灾异现象的定性亦复不同。《汉书·五行志》在纂合二书时，以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作为其陈述五行学理论的主要依据，而以刘歆《洪范五行传论》作为其灾异事例分类的主要依据。这种编纂方式使得《汉书·五行志》的体例颇显混乱，但通过对向、歆父子《洪范》五行学体系之异同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观察班固如何在二者之间加以择取，并融合董、京及时人异说，仍可梳理出《汉书·五行志》的基本体例。
关键词：《汉书·五行志》；刘向；刘歆；班固

《汉书·五行志》以《洪范五行传》为框架，纂辑董仲舒、夏侯始昌、夏侯胜、京房、刘向、谷永、李寻、刘歆等经师的灾异说解，是西汉五行灾异学说的总汇，也是我们了解西汉经学史与思想史的一把钥匙。此外，该志保存了大量先秦至西汉的天文、地质、气象、物候资料，为自然科技史的研究也提供了丰富的文献依据。近年来，《汉书·五行志》的学术价值越来越多地受到学者的关注，出现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①]。但是，与《汉书》其它各志相比，《五行志》的研究在整体上还比较薄弱，该志中大量富有价值的经传说解仍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利用，而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五行志》自身复杂的体例问题。刘知幾在《史通》中言：“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②]体例的严整与否，是判断一部史书优劣的重要标准，而《汉书·
五行志》在这方面则颇给人混乱之感，例如其征引诸家说解，或明示出处，或概言“一曰”，至于灾异效验，则或言或否，妖祥事理，亦语默不一，甚至有同一灾异事例前后重见者，故《史通》专辟《汉书五行志错误》和《五行志杂驳》两篇，讥其“抵牾者多”“芜累尤甚”[③]。至清儒王鸣盛乃为其厘定体例[④]，他将志文分为（一）“经曰”领起的《尚书·洪范》文、（二）“传曰”领起的伏生《洪范五行传》、（三）“说曰”领起的欧阳、大小夏侯博士经说、（四）历引《春秋》及汉事以证之的诸儒说解四个部分，发凡起例，影响颇巨，王先谦、贝克（Beck）、王爱和等皆据以为说[⑤]。然缪凤林认为此说“缺伪尚多”[⑥]，乃更撰《汉书五行志凡例》，考定《五行志》体例凡七条，其所举《洪范五行传》非必出自伏生、“说曰”所引非尽博士经说、“一曰”所引为班固有意存诸家异说等观点，皆涉及《五行志》研究中的关键问题，已成为学者探讨《五行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