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苏东丨《汉书·五行志》体例覆覈(2)

近年来，黄启书、苏德昌等围绕对“说曰”部分的史料来源、《五行志》的体例来源等问题又提出了新的看法[⑦]，均值得注意。
应该说，经过二百年来学者的持续努力，《五行志》的体例已基本得以廓清，但据笔者管见，有关该志体例与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之关系、“说曰”所引说解的性质、“一曰”所引说解的来源、灾异事例的分类方法及其依据等问题，目前的讨论仍有不同程度的偏失。究其原因，主要是学者对于《汉书·五行志》体例的研究大多立足于该志文本内部展开，而作为一篇典型的“衍生型文本”[⑧]，这部志书并非班固自出机杼之作，其体例设计之核心，乃在于如何兼存董仲舒、夏侯胜、京房、刘向、刘歆诸人之异说，从而构成一集大成的系统。只是上述诸公灾异学说的差异不仅表现为对具体灾异事例的说解角度有所不同，更在于他们所依托的灾异学理论已存在根本性差异，更具体地说，就是董、京、向、歆诸人所撰灾异学著作的自身体例完全不同，这一根本性问题不仅构成班固编纂《五行志》时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成为后人阅读《五行志》的最大障碍。
换言之，若不明董、京、向、歆诸人灾异学体系之差异，以及班固对此诸说之取舍，实难以把握《五行志》之体例以及班固著史之用意，对志文所载董、京、向、歆诸人灾异学思想的总结也难免失之偏颇。
有鉴于此，对于《汉书·五行志》体例的研究不应局限于志文本身，而应首先尽量考知董、京、向、歆所撰灾异学著作之原貌，在此基础上再讨论班固如何对这些著作加以整合。在上举诸说中，董、京、歆三人之论著有少量佚文存世，刘向《传论》的佚文更是颇赖《续汉书·五行志》《魏书·灵征志》《南齐书·五行志》《隋书·五行志》《开元占经》等中古文献而获存，通过对这些佚文的勾稽[⑨]，不仅《汉书·五行志》的体例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廓清，志文内部的违戾、“失控”之处也可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甚至可以成为我们略窥班志具体撰述过程的管径。以下即略述笔者所考《汉书·五行志》（下文简称《五行志》）体例凡八条，谨就教于方家。
（一）《汉书五行志》自叙论而下，包括经、传、说、例四个层次。第一层次为“经曰”引起之《洪范》经文；第二层次为“传曰”引起之《洪范五行传》；第三层次为《传》文之说解，系据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增删而成，间有以《京房易传》相关论说附从者，时以“说曰”引起，时则无；第四层次为先秦至西汉之灾异事例，并附董仲舒、夏侯胜、眭孟、京房、刘向、刘歆、李寻等诸家之说解，多存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