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苏东丨《汉书·五行志》体例覆覈(5)

我们知道，《五行志》的基本结构是由《五行传》中五行失性、五事之失和皇之不极所导致的各种灾异支撑起来的，向、歆父子所据《五行传》的版本既然不同，其《洪范》五行学体系自然存在极大差异，加之向、歆父子对于部分灾异的咎由、效验、禳除等方面亦存异说，故向、歆父子所撰虽同为《洪范五行传论》，但其结构、立意实大相径庭。班固欲将二者整合为一个体系，其难度可想而知。后世所称《五行传》体例之弊，盖亦多本于此。

（三）《汉书·五行志》所录灾异事例，皆据《洪范五行传》所言灾异条目分类编排，虽董仲舒、眭孟、京房等据别家理论所说灾异，亦归入《五行传》灾异条目之下。
西汉儒学灾异论发达而多元，董仲舒推阴阳而说《春秋》灾异，眭孟据阴阳推汉世灾异，京房亦据《周易》而建立起一整套灾异学说，这些理论皆各成体系，方枘圆凿，本难以贯通，但班固在编纂此志时不以《灾异志》为名，而称《五行志》，且在载录灾异事例时放弃最便捷的编年体，不避繁难地遵从《洪范五行传》所言灾异条目，这些都显示出班固撰志之用意，绝不仅止于著录灾异事例，而是如其叙论所言，要“仲舒，别向、歆，传载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之徒”[17]，从而在理论层面将西汉驳杂的儒学灾异论整合为一集大成的新系统。在这一宗旨指导下，班固乃将董、眭、京诸家原有的灾异学体系完全打破，仅在“水不润下”等三处说解部分援引《京房易传》之灾异理论，而将其它可择取者依《五行传》体系散入各灾异事例的说解之中，如眭孟之说分别见于“言之不从—白祥”条孝昭元凤三年“大石自立”事和“视之不明—草妖”条昭帝时“大柳树断”事下，而董仲舒、京房之说更是大量附见于各种灾异事例的说解之中，不必赘举。
（四）《汉书·五行志》载录灾异事例，多据刘向、刘歆之说为其分类，至向、歆父子存异说者，则取刘歆分类法为据，故所录事例与“传曰”所言灾异条目颇多扞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