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苏东丨《汉书·五行志》体例覆覈(6)

根据《五行传》，《五行志》将所有灾异分为五行之失、五事之失与皇之不极等十一大类，在五事、皇极类又分出罚、极、妖、孽、祸、痾、眚、祥、沴等不同条目，《五行志》载录灾异事例，就是按照这些条目分类编排，而其分类之准则，自然值得注意。由于志中所载灾异以出于《春秋》者为大宗，而夏侯始昌所传师法似乎并未对《春秋》灾异作系统的分类和说解，因此，志文在分类上主要依据刘向、刘歆父子的两部《洪范五行传论》。具体来说，可分为四种情况：
第一，刘向、刘歆分类相同，则《五行志》从二人分类，此不必说。
第二，仅存刘向或刘歆某一人分类，则各从其说。例如“晦”，刘向据《穀梁传》以“晦”为昼暝，故定为“思心之不—脂夜之妖”，刘歆据《左传》而以“晦”为史官记晦日之例，并非灾异，故无说，而班固从向说而将其归入“脂夜之妖”条下。又如鱼异，刘向定为“听之不聪—鱼孽”，蛇异，刘向定为“皇之不极—龙蛇之孽”，刘歆所据本既无鱼孽、龙蛇之孽的条目，他对于鱼异、蛇异也未举出事例，故班固从向说。至于如鸡异，刘向定为“貌之不恭—鸡祸”[18]，鼠异，刘向定为“貌之不恭—青祥”，“宋有生女子赤而毛”[19]，刘向定为“视之不明—赤眚”，刘歆所据本中虽然也有鸡祸、青祥、赤眚等条目，但至少从《五行志》来看，其并未举出具体事例，故班固载录这些事例时也依据向说。这种情况有一个特例需要说明，即自文公十一年“败狄于咸”以下的11件人异。
关于文公年间的长人之异，刘向以为属“皇之不极—下人伐上之疴”[20]，而说解中班固称“刘歆以为人变属黄祥”，似乎刘歆对此事亦有说解，但细读此事，可知长狄兄弟“身横九畮”之异事仅见于公、穀二传，不见于《春秋》经文和《左传》，故刘歆据《春秋》《左传》说灾异，对此事恐怕并无说解，其“人变属黄祥”之语当系《传论》理论部分解释“黄祥”之语，非专为此事而作，故班固仍据向说，将人异皆归入“皇之不极”。
第三，刘向、刘歆皆未言及，则自为分类。在貌不恭、言不从、诗妖、金沴木等条目下，向、歆父子似乎均未举出事例，故班固乃据《传》文自行确定分类。这些分类大多合理可从，唯“听之不聪—鱼孽”条有“武帝元鼎五年秋，蛙与虾蟇群斗”一事[21]，此事未见向、歆说解，此分类当为班固所定，但将蛙与蛤蟆定为“鱼孽”，似显牵强，若据其色归入青祥，或据其类属归入蠃虫之孽，似更为合理。
第四，刘向、刘歆存在异说，则皆从刘歆分类法。向、歆父子所据《五行传》版本有所不同，二者对于灾异的定性又常常存在差异，例如庄公二十四年“大水”[22]，刘向定为“貌之不恭—恒雨之罚”，故其分析乃此入手，认为“夫不敬其君，不从其政，则阴气胜，故曰厥罚常雨”[23]，又认为“大水者，皆君臣治失而阴气稸积盛强，生水雨之灾也。”[24]庄公不能禁哀姜之淫，故为大臣所贱，致阴气胜，乃连续发生洪灾。至于刘歆，则认为“大水”属于“水不润下”，根据《五行传》，“简宗庙”则水不润下，[25]故庄公水灾是由其过饰宗庙以夸夫人所致，与君臣关系并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