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苏东丨《汉书·五行志》体例覆覈(7)

可见，不同的灾异定性导致不同的灾异说解，而这些定性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在编排灾异事例时将其归于何种条目之下。刘向认为“大水”属“恒雨”，则其《传论》自然将此事编于“五事—貌之不恭—恒雨之罚”条下，而刘歆认为其属“水不润下”，则其《传论》自然将其编于“五行—水不润下—简宗庙”条下。一事而在向、歆书中所处的位置完全不同，若分别观之，自各有条理，而一旦要将此二书纂为一体，则必然面临如何协调二书结构的问题。
从《五行志》来看，虽然班固在《五行传》版本、说解的选择方面以刘向《传论》为主，但在灾异事例的分类上，却多据刘歆之说。相关事例可参下表：

上表所列为向、歆父子针对同类灾异作出的不同定性，其中例11、15是由于二人所据《洪范五行传》版本不同，故虽然均定为介虫之孽、蠃虫之孽，但归咎于不同的“五事”，其它各项则都是因为定性角度不同而产生分歧，如例2“石言”，刘向据其色而定为白祥，刘歆则以金属矿物多藏于石，金、石同类，故列为金不从革。又如例13蝝灾，刘向以蝝是“螟”之幼虫，故定为蠃虫之孽；而刘歆则据其色而定为黑眚。班固在面对上述16种异说时，均取刘歆说为据，而以董仲舒、刘向诸人之说相附从，例如 “大水”条，《五行志》共载例11事，均编于“水不润下”之下，而“貌之不恭—恒雨罚”之下则仅有刘歆认为属灾异而刘向认为并非灾异的“大雨”，再无“大水”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