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苏东丨《汉书·五行志》体例覆覈(9)

第三，个别灾异孤悬一处，不伦不类。如果《五行志》所录事例均兼见向、歆之异说，则其分类时以歆说为据，而以向说附从，似乎也还无可非议，但事实上，《五行志》中有不少事例只有刘向或者董仲舒等某一人的说解，并无刘歆说解，在这种情况下，其编次就会显得颇为突兀。例如“视之不明”部分景帝三年“有白颈乌与黑乌群斗楚国吕县”事，《五行志》载“刘向以为近白黑祥也”[27]，但“视之不明”所致者应为赤祥，此异既属“白黑祥”，则自应置于“言之不从—白祥”条或“听之不聪—黑祥”条，班固此处仍据刘歆体系，以鸟异均列入“视之不明—羽虫之孽”条，这无疑会令不了解《五行志》体例的读者感到困惑。
第四，刘向《传论》中还有一些灾异，如狼异、天雨土、地陷、地生毛、天裂、日抱珥重光、日黑、日傍有气、日月并出等，不见于《五行传》本文，应是刘向对《五行传》灾异体系的扩充与细化，但这些似乎未被刘歆《传论》采纳，而班固《五行志》既取刘歆灾异分类法为基础，故刘向所增补的这些灾异类目自然也就不见于《五行志》了。
总之，班志旨在“别向、歆”，故将二人说解并列于同一事例之下，但其实向、歆之“别”的根本并不在那些具体的灾异说解，而在于二者《洪范》五行学整体结构之差异，故班固以打破刘向体系的方式“别向、歆”，反而湮灭了二人之间的根本差别，《五行志》的这一体例设计似有南辕北辙之憾。
（五）《汉书·五行志》编次事例，于各灾异条目下均以时间为序，然若某条目又可分为若干子目，则先据子目再次分类，复以时间为序。
王先谦较早注意到《五行志》编纂灾异事例的次序问题，其于“五事”“皇极”诸灾异事例之后皆一一注明“以上貌不恭”“以上恒雨”等[28]，提示《五行志》“比类相从”之体例，同时，王先谦还注意到，班固在某些灾异条目中还根据其具体形态分为若干子目，例如“听之不聪—恒寒”条，王先谦在阳朔四年“雨雪，燕雀死”事下注“以上雪”，在元帝永光元年“陨霜杀桑”事下注“以上霜”，在成帝河平二年“楚国雨雹”事下注“以上雹，总曰恒寒”[29]，显示《五行志》于“恒寒”条中首先分出雨雪、陨霜和雨雹三个子目，而在各个子目内再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应该说，这一观察是非常准确的。
不过，王氏对于这一体例的把握尚不够完整。事实上，将某些灾异条目细分为若干子目，再于各子目内按时间排序的体例不仅见于恒寒之罚，还见于以下七个条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