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如意》的成功，是因为《吉祥》败给了《如意》(3)

而且2021年的特殊意义在于，好好聚在一起的场域被疫情无情剥夺，“有家不能回，有情不能聚”的现实缺席与电影中角色身份的缺场相照应，体现出家庭年味仪式的危机感。
巧思后的残酷宿命
《吉祥如意》的结构乍一看很有创意，实验性较强，或许会让一些影迷联想到那部日本电影《摄影机不要停！》：前半部是一镜到底的丧尸片，后半部分是关于前半部分电影幕后创作过程的全记录。
关于这一点无需过多讨论，只需记住一点：《摄影机不要停！》讲的是人定胜天的虚构，而《吉祥如意》反映的还是人命由天的真实。

前文中，笔者刻意回避了关于大鹏对本片决定性掌控的描述，是因为大鹏之于《吉祥如意》，更像是一个被天意操控的人，在老老实实地进行影像表述，而非片场内至高无上的掌权者肆意创作。
而且在大鹏的采访中也不难发现其创作前的投机心理。拍摄《吉祥》的初始原因是想证明作者标签对于作品的评价到底有多大影响，他的矛头一开始指向的是观众。

大鹏自述
同时，《路边野餐》的琐碎文艺风格让他突发奇想创造了一部生活化的纪录片。这种灵感的瞬间迸发，而不是对故事架构缜密地打磨，恰恰表明年轻创作者对于文艺片、记录风格的一种误读：极简与随性就是艺术。
既然大鹏也觉得导演的身份只是一种标签，那我们不妨把他剔除出去，仅作为一个执行者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