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心大剧院》：裂隙中的“新左翼文艺”(10)

于是，当于堇离开酒店，回到剧院，试图拯救谭呐和白玫时，她的行动又多了一层对被压抑的文艺工作者的认同。这里绝不是什么对艺术至上的本体论的高扬，而是将艺术作为一种为受损害者声张权力的政治机制而进行认可的。作为一种能够说真话的方式，艺术可以对主流政治秩序以及葛兰西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形成质询和拒绝，并呈现为一种真正的政治的可能性。而当她最终前往船坞酒吧赴约时，她选择的显然是死亡——如果不能爱，不能说真话，那么就投入永恒的沉默。（我们在这里可以发现伯格曼《假面》的影响，影片中女主角伊丽莎白由于意识到自己在家庭和社会中的扮演性而陷入失语状态。）

伯格曼《假面》在最后一场戏中，于堇保护着身边那个脆弱的人——这是一个将爱和理想注入艺术之中却没有学会用枪进行反抗的人。他在最后一刻也将是痛苦的。因为在权力的胁迫之下，他视为珍贵的爱情成为捕杀爱人的诱饵。这是对他的缺乏行动的罪罚。他得到了爱，但于堇给予他的却不是那一种。或许，他最终可以醒悟过来。本文的最后，请允许我们以娄烨反复阅读的马尔罗的《人的境遇》作结。主人公革命者乔说：“人们超越物质利益之外，甘心情愿地去死，其全部理由在于将人的状况融化为尊严，同时多多少少要证明它的合法性：基督教主义之于奴隶，民族之于公民，……”（p245）这是一种意识形态化了的人的境遇。马尔罗借他人之口表达了对这种境遇的怀疑：“我们最缺乏的东西是武士道精神。可是，剖腹自戕的日本人有可能变成一尊偶像，这是弊病的开端。”当剖腹的武士成为偶像开始吃人，它所要求的剖腹便是普遍性的伤害。
可是，不吃人的人是可能的吗？首先，让我们去认同那些受损害者吧，它们正是社会的病症，是我们当作异质剜掉的具体的普遍性。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