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演员”：君主权力的仪式化展演(5)

这种敏感的高潮出现在众所周知的专制统治鼎盛时期。19世纪中叶，尼古拉一世努力重塑俄罗斯君主政体，使之建立在神圣的天意和民众自愿服从的双重基础之上，但结果却喜忧参半。他没有推行打心底就排斥的现代宪政，而是努力将正统、专制和民族的统治模式融入了自己的君主统治实践之中。他竭力统御宫廷内眷，并通过冬宫与广场上的视觉呈现将沙皇和军队的关系具像 化。
再次，尼古拉一世做出的重要决定于1852年初取得成果，他对外开放了皇家艾尔米塔什艺术博物馆，邀请城市民众的“先行部队”到他的地盘上欣赏皇家艺术收藏绽放的夺目光彩。在这一点上，同样，俄罗斯君主做了其他国家君主也在做的事情——向民众开放自己的艺术收藏，但却有一个重大的不同之处。新博物馆坐落在城市中心，毗邻皇家宫苑，是统治者做出的待客姿态，好像是要邀请人们进入自己的家中一样。这一姿态显示了皇宫与城市之间关系留下的最大遗产。在19世纪剩下的岁月里，越来越多的美术专家和能工巧匠逐渐成为这批由叶卡捷琳娜大帝开始的欧洲艺术收藏的主人。越来越多的市民涌向与冬宫毗邻的博物馆建筑。他们参观博物馆之时，已跨越皇家和公共空间界限，经过圣彼得堡文化主管部门的认真经营，这一界限慢慢变得模糊不清。
最后，俄罗斯君主制这场大戏的高潮在冬宫和冬宫广场上演，表明冬宫在君主制时代已成为圣彼得堡市民生活的焦点。19世纪下半叶，冬宫是君主制主要舞台的事实，让其成为政权敌人的靶子。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他的继任者搬出冬宫，宫殿广场的皇家大戏就此落幕。但随着沙皇的退出，民众占据了这一城市中心的空间。这一空间至此开始具有双重的中心地位，其象征意义受到质疑。冬宫和冬宫广场不再只是君主制展演的重要舞台，还成了上演帝国民众生活的关键场地。彼得格勒的人民最终摒弃君主制，但之后也没能接受1917年在冬宫取而代之的临时政府，他们坚定地认为，冬宫及其藏品，以及广场，均具有公共性。这一趋势分析跨越时间之长，足以说明冬宫和广场所附着的公民意义正逐渐变多，政治合法性从君主制向民众逐步转移也因此得以证明。到了20世纪，这一中心空间不再是君主制的象征，它代表的是公民国家。
阐明俄罗斯政治史的工作促生了很多方法。近年来，学者们对俄罗斯帝国进行了很早就该做的研究。由于位于广袤无垠的欧亚平原的西部边缘，俄罗斯君主的建国方案里，势必要涉及征服极其复杂、说着不同语言的异教民族群体。在俄罗斯，国家的概念和帝国的概念基本上同时出现，从而形成了帝国国家的形象。一个俄罗斯内核在合并自己的同时，也确立了其对其他从属核心的优先地位。挖掘被以圣彼得堡为中心的政治实体正式吞并的欧亚大陆各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相互关联的历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已有硕果。从某种稍微不同的角度来看，也出现了一批研究俄罗斯地区的重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