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演员”：君主权力的仪式化展演(6)

本研究涉及的是一个不同但相关的问题：俄罗斯帝国如何在首都内部投放力量，而非从其向外部署？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随着俄罗斯君主治理大国的欲望不断膨胀，维护国家核心权力的必要性势必日益增强。可以说，俄罗斯政府统治如此广袤领土的主要战略是加强中央的“技术”，包括帝国都城居民的政治忠诚。18世纪至19世纪，俄罗斯君主统御的政府日益强化。一排排崭新的办公建筑在他们正式的城中住所周围拔地而起，政府规模的增长速度惊 人。
俄罗斯地方经常被描述为受政府控制，但圣彼得堡从未被这样说过。在圣彼得堡，权力高度集中。君主权力有效地集中在中央，并在地方复制，至少足以满足当时的需要。地方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来自首都，他们有义务访问首都，而且可能还会在冬宫接受君主的亲自接见。邀请地方官员、显贵以及商人入宫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得到熏陶，他们会在宫里亲眼看到有关财富、品位、体贴周到的服务、家庭秩序以及自信威望等的众多事例，就好像短暂接近权力的中心，就能让他们在回到自己城市和岗位时得到提升。冬宫里的观众传递出的权威是中央集权君主制的权威，威严之强，即使在铁路和照片出现之前，在千里之外也能感受得到。
虽然俄罗斯统治者在地方复制中央权威的过程中开发了这种技能，但在1789年后，更为紧要的技能是罗曼诺夫王朝在中央维持秩序的能力。路易十六令人震惊的命运显然影响了沙皇的想象，保罗皇帝以及他的两个上台执政的儿子都对路易的错误进行了思考。他们得出结论，巴黎的人群中到处都是无业游民，以及不明智地被迫离开对人有益的牧区的人们。他们为人臣民和父母的责任因此而松懈。对此，尼古拉一世采取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方案：在冬宫正面，甚至冬宫长廊内，为市民树立并展示模范家庭的榜样。
如果冬宫没有吸引市民的注意，它就不会被证明是一个有用的投射经验教训的舞台。冬宫以及最终在其南侧形成的冬宫广场，一步步成为圣彼得堡市民生活的中心。统治者们在管理这一空间上的努力遭遇挑战，广场偶尔会成为民众抗议的场地。但更多的时候，这里上演的是季节性的庆祝活动和特别的表演。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是圣彼得堡人民个人还是共同的经历，都强化了广场在城市生活中的意义，并创造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可能会就其意义和用途相互抗争的可能性。
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社会塑造公共空间，以支持其经济运行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他强调有意义空间的物质性，这种强调可以有效地用于俄罗斯帝国的君主中心。像圣彼得堡这样以宫廷为中心的大都城，逐渐吸取了各种地方资源，就像火焰吸引飞蛾一样。然而，许多迁居至这些中心的人，并不是崇拜火焰，而是为了享受它的温暖。这些人发现自己每天都在人们口中的冬宫的影子下忙碌。圣彼得堡人往往都有着多少与朝廷有关的工作，或者说他们也希望如此。镶饰在冬宫之上的层层怀恋、记忆和意义，根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经历，他们有人在宫中工作，有人在宫中交易，也有人是去参观，还有人是因为日常生活需求，不得不经过宫墙，穿过广场，偶尔也会带着公民意愿聚集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