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阿炳们”与杭州城“名女人”：80年乐与路，命还在就要唱(4)

“或许这两位少年会以他们的方式在未来融入到这个队伍中。”亚妮预测。影像和现实，逐渐在这群看不到镜头的人面前再度交融。
传承
演出持续两日，盲艺人们少不得要与宾客同吃同住。他们吃饭时喜欢围坐在同一张桌，也方便桌上有视力好的人可以帮忙布菜。这天主动站在桌旁轮番为他们夹菜、报菜名的，是随行的左权县大学生高帆帆。
高帆帆的曾祖父是左权盲宣队的第一届成员之一，名叫高生根。高帆帆痴迷于这段家族史，在两年前找到刘红权，希望在节假日来盲宣队帮忙。他未来打算参与盲宣队的传承事业，但他毕竟不是盲人。
餐桌上，还有一个白净寡言的年轻男孩。刘红权介绍，这是他从前下村时认的干儿子小张，今年20岁，在太原的盲校学习按摩专业，也是节假日来和他聚聚。
“儿子，降温了，你来的时候记得穿上保暖的裤子。”小张来之前，刘红权特地给他打过电话，细声细语地建议。小张是邻县的，学了几年快板，字正腔圆。刘红权打算请干儿子在演出时说几段。“可有模样哩。”刘红权面露喜色。
刘红权的干儿子其实足有27名。当年走村的时候，村里人若是生养下体弱多病的孩子，多半会为其寻一位干爹，于是姓“陈”“刘”（谐音“成”“留”）的青壮年盲乐队队员就成了村里人最愿意认的干爹。
见到干儿子们来了，刘红权总喜欢把孩子的面部细细摸上一遍，也喜欢拉着他们的手聊天。他总想着，用自己的手来感知孩子们的成长。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刘红权自太原盲校毕业后当按摩师时，收入还算可观，也有机会结婚生子，但他不喜欢那样的生活，决心回到太行山，加入他从小听了无数遍歌的盲宣队。
只是，近十来年，这种寻盲艺人当干爹的习俗，逐渐淡了。
刘红权在2006年参加了贫困学生的助学帮扶计划，当时他不过是一位倚赖低保生存的盲人。“我真的不是最苦的。”刘红权走的村子多了，心里装下的苦难也就多了。他结识了一位先天性失明的盲童，那孩子在母亲改嫁后一直在继父家中生活，过得紧巴巴的。有一天，刘红权在用2毛钱的火腿肠喂猫，这个小男孩怯生生地问：“叔叔，我能不能也吃一根火腿肠？”刘红权簌簌泪下……
尽管如此，刘红权从未想过要让这些孩子成为盲宣队未来的传承人。当记者问起小张的职业打算，会不会留在盲宣队时，刘红权替他一口否认：“他们只是我的干儿子，不是徒弟，我希望他们有一技之长。”
“这个队伍太苦了，年轻人没必要按这种方式守下去。”刘红权很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