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行山“阿炳们”与杭州城“名女人”：80年乐与路，命还在就要唱(5)

重拾

盲艺人在演出间隙坐在一桌吃饭。
主人家最终不愿收下盲艺人每人100元的礼金，还硬是把1000多元感谢费塞进刘红权的背包里。酒席上一些耐贮藏的糕点，也在大哥刘红庆的建议下分发给了几位盲艺人。
好像，一切都没有变——盲宣队依旧采用老辈留下的按工分分酬金的制度，并将30%左右的酬劳留给队里那些无力出门演出、生活孤苦无依的老人；他们也依旧如从前那样，只要出门，5分钟就能打完背包，最外层是防脏的尼龙袋材质的遮盖物，往里是防水层，再往里依次是毯子、褥子、被子、枕头。被卷的另一侧，插一把小笤帚，每当展开被子或是卷起铺盖前，摸索着扫一扫。
主唱刘红权唱歌的样子，似乎也没变。2003年被田青发现的他，在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下，在一张破旧的圆桌旁，在六七位围桌而坐的盲人中，端坐着，仿佛一座沉默的山。然而，他一开口，直令人热泪滂沱。
刘红权就这样唱上了北京的舞台。从此不再隐没于太行山的他，是后来才知道那场在北京的演奏会名为“活着的阿炳”，才知道那个舞台上是有幕布的，拉开幕布才能开唱。
好像，一切又都变了——盲乐队当年留下的许多规矩如今不再严格执行，比如原先在外演出睡炕时，谁睡在两侧，谁睡在垫子铺得较厚的中间，都有严格安排。
步行，曾是盲宣队出门的唯一方式。他们知道自己行走的是太行山脉，但他们大多数人不知道太行山的模样。“应该是很宽很大没有边际的吧，风刮过耳边，是山里的寒气。”刘红权不喜欢雨天，路上泥泞，每走一步都要把鞋子从泥里用力拔出。而今，以车代步，再没有了往日的那份艰辛。
这支队伍，或许一直在重拾的路上——就在刘红权加入盲宣队的那几年，因为老百姓对流行歌曲的跟风，“审时度势要口饭吃”的盲宣队大幅减少了传统民歌的表演。直到田青向队员们建议，一定要用方言把民歌传唱下去，盲宣队的演出才恢复了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