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语言乌托邦的诞生与毁灭(4)

《波斯语课》剧照
然而，“波斯语”的有效性仅仅局限在两人之间。它是唯有他们才能理解的符号和知晓的秘密。这意味着一旦有第三者参与，秘密就面临着败坏。“波斯语”的乌托邦会因渗进任何怀疑的念头，而变得岌岌可危。电影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平静压抑的叙事进程中制造戏剧性。比如，影片的后半段，集中营来了一名真正的波斯裔囚犯。一直对雷扎怀有恨意的士兵拜尔（Byer）非常兴奋，立刻将这个波斯人调出，野蛮地揪着雷扎与之对话。这一段，让观众为雷扎提心吊胆。让雷扎度过此劫的，是他曾用从科赫那里拿来的食物帮助过的一位意大利籍犹太兄弟；后者帮他割破了波斯人的喉咙，但也因此陨命。雷扎渡过劫，是苦难中善意的闪光和回响。电影暗示我们，即便在最极端的情境下，人性还是会因相互馈赠而流动起来。
影片有一个情节让我们印象深刻。当科赫已掌握大量“波斯语”单词，能用这门语言讲述身世，还能用来写诗。他把写的诗读给雷扎听：
风把云送往东边
在那里
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
我知道
我会幸福
随着云
飘向的地方
不论在任何语言中，这首诗运用了最简单朴素的词汇。诗的语调真挚而舒缓，是用一种怡情的语调表达反战情绪。但我们无法忽略它出自一位纳粹上尉。不论如何，这让人细思极恐。《波斯语课》回应了乔治·斯坦纳的“语言与沉默”的问题。斯坦纳是著名的人文主义批评家，但也是一位对“大屠杀”有痛彻记忆的人。他曾在《语言与沉默》中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为什么会这样？”
斯坦纳的提问，最终落脚于艺术对人性和道德承载之上。为什么文明的进展越久，野蛮的暴力就越强烈？而艺术常常不是抵抗政治的暴力，而是逆来顺受，甚至使其看来更加雅致。这个问题更常见的另一种的说法是：艺术纯粹自为，与历史之间拉开距离。实际上，电影也对这个议题给出了它的答案。科赫并未因为内心的温情而被原谅，正如有观众精辟地总结到，当他说出一个“波斯语”单词时，倒下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当他念出一首诗时，燃烧的是一大片无辜的尸体。雷扎的犹太姓名被隐匿，但他存活了下来。而更多犹太人被投进焚尸炉。历史的暴力是双重的，它想要人与其名统统消失。在纳粹败北之际，指挥官匆忙地把死囚名单和档案投入燃烧的壁炉中。不遗留任何痕迹意味着“查无此人”，仿佛恶行如消失的烟一样，轻飘，无形，从未发生。《波斯语课》具有浓重的回望性质，集中营的外景弥漫着冰冷的雾气，象征着那段瘆人的年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