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寄生虫》：那些寄居在陌生房子里的日本人(5)

在水粉画的笔触和琐碎日常的叙事中，我们看到了一幅去罪化的寄居者图景。寄居者并不觉得自己犯了罪，只是觉得：“我的错，唯一的错，就是去了我并没有权利置身于其中的地方。”
志村自始至终没有对寄居者的仇恨，折磨着他的是“我无法再感到那是在我自己家里”的感受。他在法庭上没有痛斥或控诉，而只是默默地给自己住了几十年的“便当”挂上了待售的牌子。就连警察和法官都仿佛觉得这是一起令人厌烦的案件，只想尽快了结，免得耽误了其他更重要的事。警察向志村介绍案情时的语调“像天气预报一样”，法官则给寄居者判了最低限度的刑期，扣除掉羁押的四个月，她只服刑一个月就获释了。
排除了犯罪与正义的耀眼光环后，我们看到了都市中的赤裸生命。“赤裸生命”是意大利当代政治思想家阿甘本提出的概念，就是指被剥夺了全部政治与社会关系的纯粹生物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水蛭”和“小兽”都是赤裸生命。
只是《长崎》中的“小兽”被剥夺得更加彻底。她之所以搬离原来的街区，既是因为无钱续租，也是因为没有脸再面对哪怕只是偶尔能在街上遇到的邻居了。于是，她主动选择了更加彻底的隐居和窃居生活。这种生活所能承载的全部社会关系，不过是与屋主的默契和对屋子本身的眷恋。她没有结识新的朋友，没有遭到任何值得一提的危险，更不要说暴力了。但正如她在出狱后写给志村的信中所说：“在我这把年纪，不会再有什么职位还在等着我。……意义并不存在。意义的概念是由人发明的，是为了让一只手掌抚平心中的忧虑。”

韩国电影《寄生虫》剧照
信的末尾，揭示了无名寄居者过往生活的一角。她从小沦为孤儿，参加过1970年代的反政府活动，被捕后改名换姓，却始终无法融入社会。但这些褪色的宏大叙事碎片并没有将故事拔高，甚至并没有让故事更加合理，因为志村与她有着许多平行的念头。
第一次与年轻同事喝酒后，他的想法是“我这颗心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躺在床上，他只觉得：“这生存的匮乏与艰辛昭然若揭。没有任何抱负从中生出，也没有任何希望。这个女人真该遭诅咒。由于她，浓雾消散了。”如果说他仇恨过她，那不是因为她侵占了他的财产或权利，而是因为她让他想到自己在一年时间里随时可能被捅死，让他意识到自己家里唯一长住过的女人是一个看不见的寄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