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寄生虫》：那些寄居在陌生房子里的日本人(7)

寄居者的本意并不是成为罪犯。相反，他们只是想享受一把富人的生活。金家兄妹先后成为朴家小女儿的补习教师，金家爸爸当上了司机，最后把金家妈妈塞进来做新管家。趁着朴社长夫妇出门的契机，一家四口可以在客厅里狂欢一把，再赶在主人回来之前打扫好房间——这便是他们天大的奢望。只是在暴露的风险和主人无意的侮辱言语促发下，狂欢节才变成了修罗场。
与其他背负着危险、犯罪、能力低下、不讲道德等刻板印象的弱势群体，如穷人、流浪汉、少数族裔一样，寄居者也是非人化修辞的对象。《擅入寄居者》贯穿全篇的“水蛭”一词就是一个鲜明的体现。事实上，“擅入寄居者”是引进方起的中文名，日文原名就是ヒル，即水蛭。
相比于人类除之而后快的害虫水蛭，《长崎》中的“小兽”与“老鼠”比喻强调的是寄居者在“真正的人”，包括屋主、警察、法官及其代表的社会“大我”面前的无力。《寄生虫》中多次提到的“蟑螂”又多了一层含义：寄居者，或者穷人虽然不能对富人造成什么伤害，但一想到或者一看到他们，还是会令富人一阵厌烦。当然，从影片的结局来看，这种看法显然是失算的。
寄居者不仅仅是社会新闻或花边谈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处于VUCA境遇中。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名著《风险社会》一书中所说：“风险呈指数增长，规避风险的机会在消失……假如一切都成了危险，某种程度上也就没有什么是危险的了。假如无路可逃，人们最终也就不必再庸人自扰。风险在歇斯底里和漠不关心之间来回移动。”
作为彻底的放弃者，寄居者或许正是普遍风险社会的投影或逻辑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