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论观念的作用(13)

然而，行动学没有任何必要参与对这种哲学的批判。它的任务是消除隐含在当前的各种意识形态中的那些错误。
十八世纪的社会哲学深信：现在人类终于进入到了理性的时代。尽管在过去是神学与形而上学的那些错误占据支配地位，但从此以后理性将是至高无上的。人们将越来越多地从传统和迷信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将尽其全部努力投身于那些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每一代的新人都将为这一光荣任务贡献自己的那一份力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将越来越成为自由人的社会，越来越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当然了，那些暂时的挫折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好的目标最终将会因为它是理性的目标而获得胜利。人们因他们是一个开明时代的公民而称自己是幸福的，这个开明时代通过发现理性行为的那些法则而为通往人类事务的不断改善铺平了道路。他们感到遗憾的只是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们自己太老了以至于无法见证这种新哲学的所有有益的结果。边沁（Bentham）曾经对费拉勒特·
查斯莱斯（PhilareteChasles）说：“我希望能被授予一种特权，它允许我把自己的有生之年还剩下的那些年挪到我正常死亡后的每一个世纪之末去生活；这样，我就能见证自己作品的那些效果了。”
所有这些希望都是建立在对那个时代来说也是适当的坚定信念基础上的，即坚信民众不仅道德良善而且行为理性。上流阶层，也就是生活在肥沃土地上的那些特权贵族，都被认为是腐化堕落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和工人，在浪漫的氛围中都被吹捧美化为品德高尚和在判断上万无一失。因此，哲学家们都确信：民主和民治的政府将带来社会的完美。
这种偏见乃是人道主义者、哲学家和自由主义者的致命性错误。人类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他们会经常犯错误。民众总是正确的和知道实现所指向目的的那些手段，这不是真实的。“相信普通人”并不比相信国王、牧师和贵族们的那些神奇天赋更能站得住脚。民主会保障一个与大多数人的愿望与计划相符的政府体制。但是，它并不能防止大多数人沦为那些错误观念的牺牲品，也不能防止采取那些不适当的不仅不会实现所指向的目的反而会导致灾难的政策。大多数人也可能犯错误和摧毁我们的文明。良好的目标并不会只是因为它的合乎理性与便利可行就获得胜利。只有当人们终于支持合乎理性的并且有可能实现所指向的最终目的的那些政策时，文明才会改善，社会和国家也才会变得更令人们满意，尽管这种满意并不是那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幸福。这种条件是否已经给定，只有未知的将来才能揭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