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塞斯：论观念的作用(9)

现在，无论谁把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真实的和把它作为自己国家政策的标准来接受，他都不能够反驳那些纳粹分子从它们当中得出的结论。留给支持这两种信条的其他国家反驳纳粹主义的唯一途径就是在战争中击败纳粹分子。只要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世界舆论中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一旦有机会提供给德国人或其他民族的话，他们就会再次尝试通过侵略和征服来取得成功。如果不能从其根源完全破除意识形态上的那些谬论，那么，根除这种侵略心态就没有任何希望。这不是精神病医生的任务，而是经济学家的任务。
德国人的错误肯定不是他们没有遵守福音书的那些教义。从来就没有任何国家做到过。除了一些小规模和没有什么影响的教友派团体之外，几乎所有的那些基督教会和教派都曾经祈求上帝保佑勇士们的武器。在过去的德国征服者中最残酷无情的就是以十字架的名义作战的条顿骑士团。当代德国的侵略性之根源是德国人已经抛弃自由主义哲学，并且用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替代自由贸易与和平的自由主义原则。如果人类不能回到如今被贬损为“正统”、“曼彻斯特哲学”和“自由放任”的那些观念，那么，防止一种新的侵略行为的唯一办法就是剥夺他们发动战争的手段从而使德国人变得不再具有危害性。
人同错误作斗争的只有一种工具：理性。

三、强权

社会是人类行动的产物。人的行动是由意识形态指引的。因此，社会和社会事务的任何具体秩序都是意识形态的结果；意识形态并不是——像主义所断言的那样——社会事务之某种状态的产物。无可否认，人类的思想与观念并不是孤立的个体所取得的成就。思考也只有通过思考者的合作才会取得成功。任何个体都不会在其推理中取得进展，如果他必须从头开始的话。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在思考方面取得进步，完全是因为其努力得到了前辈们的那些努力的帮助，这些前辈已经构建了一些思考的工具、构建了一些概念与术语，以及已经提及到了一些问题。
任何给定的社会秩序都是在它有可能实现之前就想出来和设计好的。意识形态因素在时间上与逻辑上的这种居先性并没有隐含这样的一个命题：就像乌托邦主义者们所做的那样，人们会草拟关于一个社会制度的一份完整计划。预先想到的或必须想到的并不是把个体的那些行动纳入到一个完整统一的社会组织体系之内，而是那些个体在面对其同胞时的行动和已经形成的那些个体之团体在面对其他团体时的行动。在一个人帮助其伙伴伐树之前，这种合作一定是已经想过的。在一个以物易物的行动发生之前，商品与服务之相互交换的观念也一定是已经想到了。有关的个体没有必要知道这一事实：这种相互关系会导致社会联系的建立和一种社会制度的出现。个体并不计划和执行旨在构建社会的那些行动。他的行为和其他人相应的行为产生了各种社会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