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眼睛人”到《带摄影机的人》，这对电影行业有何影响？(2)

在2012年第七届的评选中，出乎所有人预料，榜单上第一次出现了纪录片的身影。这部作品就是吉加·维尔托夫在1929年创作的《带摄影机的人》。同是该杂志，今年专门针对纪录片进行了一次调查。
历时数月，全世界范围内340名评论家、导演选出了纪录片史上十部最佳作品。《带摄影机的人》一片获得100票，名列榜首”。

《带摄影机的人》不仅被西方世界广泛认同，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也有一部名为《持摄影机的男人》电影问世，导演是上海新感觉派文学的代表人物：刘呐鸥。他在1933年拍摄了这部几近同名的黑白无声记录片，影片分为五卷，包括人间卷、东京卷、风景卷、广州卷和游行卷，共46分钟。
从影片的内容中不难看出，刘呐鸥拍摄影片所表达“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秉承了维尔托夫在《带摄影机的人》所体现的理念。《持摄影机的男人》五卷分别拍摄了刘呐鸥的台南家人在摄影机前的状态、在东京游玩时所见的风光与城市风貌、一对青年男女游园的所见、广州市民时尚的行为和装扮、国民党军队的交兵与民间节目演绎。

刘呐鸥通过拍摄这些日常生活的所见所感，使用跳切、特写拼接的剪辑手法来呼应维尔托夫《带摄影机的人》。虽然刘呐鸥作为导演的目光多投射在当时社会的中产阶级，但不可否认其秉承了维尔托夫的创作意图。
如果维尔托夫的《带摄影机的人》对于电影人创作影片的影响深远，那么先于其影片的理论性文章在电影理论届则更加具有其独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