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眼睛人”到《带摄影机的人》，这对电影行业有何影响？(6)

“要在所有这些镜头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吸引和排斥中，为观众的眼睛寻找最佳的‘旅行路线’，要把这种大量的‘间隙’（两个镜头间的运动）精简为一种简单的视觉平衡、一种最完善地传递影片基本主题的方程式，这是影片作者—编辑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
在文章的结尾维尔托夫还表明有声电影是无线电眼睛，可以通过无线电传播给工人。基于电影眼睛人的构建和电影技术的发展，维尔托夫一直贯彻用电影来证实电影眼睛人的完成性，所以他也在不懈地追求声音的介入。

早在维尔托夫进入电影世界视野前，他便创建了“音响试验室”来探索其未来派的构想。20世纪20年代末，技术的革新已赋予电影以“声带”，维尔托夫在1931年便拍摄完成了实地录音的第一部纪录片电影《顿巴斯交响乐》，片中充斥着无线电广播声、教堂的钟声、煤矿工作者的敲击声、奔跑的马蹄声等。
至此维尔托夫所画的蓝图基本实现，但由于技术和政治的限制，在《关于列宁的三支歌》后，也再无机会将电影眼睛人搬上舞台。

以维尔托夫为首的“电影眼睛”派将摄影机作为简单的电影装置的概念提升到解放摄影机使其具有活动自由的“人”格，而这种自由在20世纪20年代的十六毫米胶片被生产后产生了极大的便利，便携式摄影机和放映装置让电影业余爱好者加入到电影拍摄/制作的行为中来，同时也使得摄影机成为某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