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军队是如何逆向“实践”后现代哲学的？(12)

伯纳德·屈米，著名建筑评论家、设计师。图源：Architectual League of New York
除了上述的理论之外，纳维还提到了城市理论中的一些典型元素，譬如情境主义的漂移（dérive）的实践——这是一种在城市中游荡的方法，它基于情境主义者的心理地理学（psychogeography）——以及异轨（détournement）的实践——对已经建立起来的或是被占有了的建筑物进行改造，使其服从于同其设计职能不同的目的。这些当然是居伊·德波（Guy Debord）和情境主义国际中的其他人物所构想出的，他们将其作为拆解资本主义城市中既已构成的等级结构，打破私人与公共、内部与外部、使用与功用之间的边界的一般策略；[33]他们将私人空间替换为一种“无边界的”公共表面。纳维引述了乔治·巴塔耶的著作，有些是直接的引用，有些是从屈米的著作中引用的，在其中，巴塔耶把握到了攻击建筑的欲望。巴塔耶自己的战斗号召的本意在于，废除战后秩序中僵化的理性主义，逃离“建筑化的拘束衣”，并将个人被压抑的欲望解放出来：
“建筑的纪念碑式分泌物现在真正地支配了整个地球，将奴性的诸众聚集在它们的阴影之下，强加给人们赞美与惊奇、秩序与束缚，对这样的建筑加以攻击，可以说，必然是对人的攻击。”[34]对于巴塔耶、屈米和情境主义者这样的人来说，城市的压抑性力量被在其中穿梭与跨越的运动所颠覆。在战后的年代，当我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些“左翼”的理论观念得到发展时，对于主权国家结构维护或促进民主的能力的信心不断减弱。那时的“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是一种尝试，它试图在身体、性与主体间性的亲密层面上，构成精神和情感上的游击战士。个人的东西成为了颠覆性政治的要素。如此一来，它就是一种从形式上的国家机器逃离到私人领域的策略，后来又向外得到了扩展。这些理论被构想出来是为了违犯城市中确立起来的既有的“布尔乔亚秩序”——坚硬而固定的墙壁在物质与形式上具现化了这一压抑。
但在这里，这些方法被加以规划，其目的却是为了构想对一个“敌方”城市展开战术进攻的形式。人文学科的教育常常被认为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最好的、持续性的武器，却为帝国主义所采用，当作自身的武器。